1.522.77***家庭1.913.93.015.01***美丽0.01.82.31.201爱幼22.215.14.513.54***尊老0.01.20.80.72（注: * p就以上样本分析的初步结果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每个时期的封面形象都具有不同特点。 （一）1955－1966年：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形象是工、农业生产中相貌普通、衣着朴素的劳动模范（分别占到了16.7％和20%）。这些形象的刻画显示了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充分认识到女性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大力号召女性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以1957年第5期的封面为例（见图1）。 封面塑造了一位长江大桥的女电工。她身着宽大的深蓝色工作服，头顶电焊护面具，手戴脏旧的大手套。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她那没有任何粉饰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怯色，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样一个没有典型女性特征的形象生动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只要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同样可以做到”。“男女平等”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演变成了“男女没有任何差别”，以女性能够从事男性主导的高危行业来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优越性。 建国初期超过半数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农村。封面上塑造了许多参加人民公社生产的农民形象，反映了党和政府高度强调以农业为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支持农村建设，政府于1960年实施了“上山下乡”政策，派遣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农村体验生活。这一运动在1966年第2期的杂志封面上也有所体现（见图二）。从封面上看，读者很难分辨哪位女孩来自城市，正如编辑在封面介绍中所写道的，“城市学生(左边)和农村姑娘(右边)就似一对亲姐妹”。封面少女被塑造成没有城乡差别,投身农村建设的革命新一代。 除被刻画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女性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封面中就涌现出了大批的艺术工作者（占27.8％），包括传统戏剧演员、民间舞蹈家等。封面中唯一的一位歌唱家来自西藏，在表演独唱《我的祖国》。革命题材电影《党的女儿》中两位女主角的剧照也出现在封面上。这些形象的塑造充分反映了革命年代里文艺在统一大众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性。 在建国初期，担任政府部门职务的女性形象也占了相当比例（11.1％）。女性参政议政的形象展示了新中国女性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相反，女性很少被刻画成“家庭主妇”（2.8％）。而事实上，女性在积极投身社会建设的同时，其承担的家庭义务并没有实质上的减轻，承受着“双重负担”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建国初期的封面形象印证了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妇女从封建压迫和奴役中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大多数的女性都被塑造成新中国具有革命开拓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党的喉舌”，《中国妇女》杂志着重对外介绍了建国初期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充分发挥了政治宣传的作用。 （二）1979－1992年：转型期 转型期里半数以上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城市，与建国初期的地域分布截然相反。建国初期占重要地位的工人、农民和政府人物的形象在转型期急剧减少。与之相反，专业技术人员所占几率从5.6％大幅增长到25.7%。转型期中封面女性职业的多样性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为妇女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以1990年2月的封面为例（见图三）。封面展示了一位装着入时、充满自信、直视镜头的女服装设计师。她的形象代表了全国妇联在1980年底开展“四自运动”所树立的女性典型，旨在鼓励中国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了追求理想职业，跟上改革步伐，女性更加渴望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知识观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弘扬，在封面中体现的几率也从5.6%上升到了24.1％。比如封面上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女大学生形象和贫困地区辍学女童重返学校等画面就生动地证实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发展。 与建国初期过分强调女性牺牲自我和家庭,投入集体劳动生产相比，转型期对女性家庭生活的关注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从1.9％上升至11.1%。封面上反映婚姻和家庭的画面体现了女性从家庭生活中所获得的个人情感的满足。虽然由于转型期所伴随的就业压力使社会上出现了“让妇女回家”的论调，但女性参加社会生产仍是社会主义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因此身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只占到了4.6％，大多数的成功女性都被刻画成“事业有成的好妻子、好母亲”。以1980年3月的封面为例（见图四）。画面上展现的是一位女劳模和她幸福、和睦的一家。在画面中，女主人抱着小孩坐在中心位置。与建国初期所塑造的“铁娘子”形象相比，她显得较为温和，能够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使她成为成功女性的典型。  转型期里对女性美容的日益关注也值得我们注意。在建国初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外表被批判成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行为。随着思想意识环境的日渐宽松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外在形象。伴随着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变化，《中国妇女》的封面形象也跟着“亮”了起来，有关服装和美容的内容也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回顾过渡期杂志的封面，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对外宣传刊物的《中国妇女》杂志在这一时期虽然仍主要侧重于宣传中国妇女发展的成就，但同时它的封面形象和内容也反映了过渡期社会变化的一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形象从单一的、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劳动模范转变为文化层次高、职业分布广的专业技术人员；二、人物所处地域背景从农村逐步转为城市，从侧面体现了“四个现代化”政策实施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三、随着思想意识环境的逐渐宽松，封面在集体层面上的关注慢慢转向个人层面，如家庭生活、个人的外在形象和自我成就等，反映了集体主义的淡化和个人主义的抬头。 （三）1993－2003年：改革深化期 进入改革深化期以后，绝大多数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城市（占82.3％），反映了中国在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融入全球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城市文化高度发展并逐渐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农民仍是中国人口构成的主体，但农民形象却在1992年以后逐渐在封面上消失，从13.8％降至1.0％。工人形象也大幅下降至1.0％。与之相反，新兴的受人青睐的职业如商业人员却迅速从0.9％增长到9.6％。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商业活动。有关数据表明：自1995年以后，中国46％的商业机构由女性注册成立，而其中私有企业占了41％。[31]女性已成为商业界的新生力量。 改革深化期里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形象仍然是专业技术人员（占26.9%）。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失业率增高的现象，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坚决反对“让妇女回家”的论调并鼓励妇女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除了专业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的形象在同期也占了很大比例，从转型期的10.1％上升至21.2％。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初期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形象在改革深化期已经被流行的影、视、歌星形象所替代。这些明星的频频亮相，不仅仅是因为其事业上的成功，青春亮丽的外形也是重要因素。以2002年1月的封面为例（见图五）。封面上刊登了一位女演员的近照。她年轻漂亮，打扮时尚，直视镜头露出迷人的微笑。这些与以往传统的革命形象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印证了市场商业化对传媒的影响。杂志的封面形象塑造已日益适应市场的需要，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观。 此外，政府官员形象在改革深化期里的出现频率有了明显提高，从转型期的6.4%增长到13.5％，而事实上在改革的进程中女性在政府高层任职的比率反而有所下降。[32]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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