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内容提要：作者对浙江、湖北、云南三省的省报、地（市）报、县报舆论监督报道进行调查，发现报纸舆论监督的强度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报道的要求很不相称。虽然舆论监督的开展存在不小的难度，但有些地区和媒体已经突破各种束缚，对舆论监督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本文总结归纳了较有代表性的三种宝贵经验，包括长治党政组织切实支持舆论监督、珠海等地制定舆论监督法规，以及《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跨地区监督。作者分别论述了这三类经验的产生背景、实践成效以及对推进我国舆论监督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闻学 舆论监督 批评性报道 跨地区监督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但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中国现阶段舆论监督的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舆论监督,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都要求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对用媒介监督腐败历来是热情支持的，并且认为监督腐败与维护社会稳定是一致的。2000年底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在全省17个地市中开展了一次“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的问卷调查。有82.3％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民众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不满。因此，在回答“是否认为对社会阴暗面大量揭露会严重影响稳定”时，76.8％的人选择了“否”。[1] 舆论监督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报道的要求不相称 自从中央领导1998年初表扬《焦点访谈》以后，报纸上刊登的舆论监督稿件有所增加。但是这些稿件中有很多是报纸之间的转载，究竟具体落实到各省、地、县的情况如何，却不得而知。所以，笔者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浙江、湖北、云南三个能够分别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也分别代表了比较发达、中间状态和不发达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三家省报及每省的一家地市报、一家县报2002年的1月和7月两个月中的所有舆论监督稿件。舆论监督稿件是指报纸本身采写的批评性报道，不包括对纪检机关处理有关人和事进行的报道，也不包括法院审案的报道和对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的报道。 此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证明，在三地的批评报道中涉及人（真名真姓）的极少，涉及单位的也很少。省报中，涉及到人的仅有2篇，约占总篇数的1.5％，涉及到单位的24篇，约占总篇数的17.5％；地报中，涉及到人的5篇，约占总篇数的7.9％，涉及到单位的有6篇，约占总篇数的9.5％；县报中，涉及到人的有1篇，约占总篇数的1.8％，涉及到单位的有3篇，约占总篇数的5.3％。而且，所批评单位至少比报纸所属级别低二级，例如，省报批评稿件涉及到的人和单位一般都是县级以下。 在这些批评稿件中，大量的是一些不点名的事情，更多的是既无单位又无具体地点、人名的现象。 此次调查表明，报纸舆论监督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报道的要求很不相称。 尽管舆论监督在实践中如此举步维艰，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国一些地区和媒体，冲突思想和体制的束缚，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了一些推进舆论监督的有益经验。 长治经验：党政组织真心诚意支持舆论监督 山西长治日报，在市委书记吕日周等一班人的积极支持下，敢于进行舆论监督，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甚至多篇批评监督报道发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前不久全国不少报纸报道的“长治经验”。 吕日周于2000年4月到长治市上任伊始，发现长治社会治安问题突出；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严重；环境污染危及人民生命健康。1999年，该市在全省6个省辖市中，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三项指标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第三。 吕日周从“媒体治市”入手。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分别开辟了《暸望哨》和《啄木鸟》专栏，长治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开辟了专题节目《社会大视点》，长治电台开设了《行风热线》对话节目，使舆论监督迅速地、火热地开展起来。得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将对该市沁源县新华书店搭车售书现象进行曝光，吕日周就派几名干部上北京，不过这几名干部不是去疏通关系的，而是受命去请《焦点访谈》的记者再来长治，帮助长治曝露问题，解决问题。 为了给长治日报进行舆论监督以及时、有力的支持，吕日周亲自到长治日报值了一个月班，长治市委宣传部、办公厅、纪检委、督查室的领导，经常轮流到长治日报现场办公，督查指导，排除干扰。长治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就曾感叹地说，我们是全国最为奇特的报社社长和总编：市委书记逼迫我们去搞舆论监督。 长期以来，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地区的党政领导人，在观念上对舆论监督存在着一种抵触情绪，认为舆论监督就是在揭露本地方的问题，是揭短，担心舆论监督揭露社会阴暗面，一会影响社会稳定，认为舆论监督会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造成社会动荡；二会影响自己的政绩，认为舆论监督暴露的问题都是“丑事”，不仅让地方领导脸上无光，而且会给地方形象抹黑，影响本地招商引资，阻碍当地经济发展。因此对舆论监督的问题极力掩盖，不敢曝光，使得舆论监督困难重重。 长治搞舆论监督的实践及其产生的积极效果，可以说是对这种观念的一种有力回击。现实的情况是，两年多过去了，在持续进行舆论监督的长治市，如今党委和政府的威信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经济不是损害了而是发展了，社会不是动荡了而是安定了。一年多来，市委市政府没有接到一宗群众集体上访；2001年全市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比上年下降19%，刑事案件侦破率提高44%；2002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1·2%；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2%，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2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9%。在全市500多名出租车司机中进行的民意测评，结果吕日周和市长满意率都是100%。[1] 从长治在本地党委支持下积极开展舆论监督的实践，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启示： 一、舆论监督其实与社会稳定和领导政绩并不矛盾，舆论监督其实是在帮党委、政府的忙，是在帮领导的忙，是有利于推动地方工作、推动地区发展的，党政领导理应对舆论监督予以真心诚意的支持。 那些担心阴暗面揭露过多会影响社会安定的人也许没想到，只有各种腐败因素的存在，如腐败，才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传媒不断地与社会腐败作斗争，就像啄木鸟不断地啄去树木身上的害虫一样，乃是消除妨碍社会健康正常运行的破坏性因素。如果听任腐败因素不断积累，在社会不满程度超过一定数值的时候，任何导火线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开端。及时披露腐败，消除腐败，越不怕揭露腐败——这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行；不敢揭露腐败，社会越腐败，越害怕揭露腐败，最后因腐败导致社会大动荡——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更需要党政领导的是远见卓识和对未来的责任感，不能搞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追求暂时的平安无事。[2]如果错过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时机，就有可能进入上面所说的“恶性循环”，到那时就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二、没有必要担心普通干部群众对舆论监督的承受力。长治的许多干部，甚至包括媒体，起初对吕日周的如此重视舆论监督的作法也很不适应，但如今在长治敢抓舆论监督的不止是吕日周了，相反吕日周退居到舆论监督的“二线”，让位于市长、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去抓，而市长甚至主动要求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群众也为之叫好，报社和电台、电视台的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都有大幅攀升。 应该说，承受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由于长期进行的“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的宣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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