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以种种借口出面挡“驾”，怕“捅了漏子”，影响本地、本单位、本人的政绩、形象和声誉。有的则是因为有关官员与违法生产有牵连，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揭露重大事故的报道，往往能对反腐败斗争做出贡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的一位领导曾说到：从近年来查处安全生产事故所揭露出的大量情况看，几乎每起特大事故背后，都与某些腐败现象有联系。[5] 地方保护主义实质是上级机构（包括当地媒体的主管上级）对揭露当地问题的抵制做法。“别人的报纸我们管不着，自己的报纸还管不住吗？”就是这些抵制监督的权力者的最好表白。这种当地监督难的困境，使媒体监督开始寻求向外地发展的道路。《长沙晚报》的一位采访记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作为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因为上面打招呼：湖南省内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的一切正面、反面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于是湖南媒体派往嘉禾采访的记者纷纷被召回。这位晚报记者所写的一篇长达5000字的详细报道稿件也因此胎死腹中，但是他的稿件随后却被《南方周末》全文刊登。[6] 另一方面，当地媒体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对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往往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关乎生存的“经济效益”，而放弃了一些原则，与地方党政部门，有关职能部门，一些实权单位及有实力的企业打交道拉关系，还要争取一些广告客户的支持。特别是地方媒体的广告和发行市场一般都在当地，而它们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应“曝光”的对象恰好是当地媒体的广告客户或发行大户，这些媒体肯定是要三思而后行的。尤其是目前在媒体进行企业化经营后，这种趋势将会愈演愈烈。如某媒体领导就对部属吩咐，今后凡采写批评报道，一定要事先与内部广告经营部联系，不能因此而得罪广告客户，影响经济收入。可想而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媒体实施舆论监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即使是在新闻法制比较健全，并一贯以新闻自由为标榜的西方国家，也不乏新闻媒体进行跨地区揭露批评报道的现象。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基于自由独立原则，虽然受政府直接干预控制较少，但它们并非超然世外，它们在行使批评监督职能时，也要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告和发行成了决定它们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时，它们受拥有大企业或大财团的影响相对于我国媒体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地方媒体，它们生存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在当地，就更要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因而揭露批评当地企业和财团的报道甚少，而披露外地的企业法人则顾忌少得多。所以，“跨地区监督”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 2、跨地区监督的可行性 在我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下，如果本地监督不力，有“跨地区监督”的存在作为有效的辅助，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跨地区监督”得以合理生存与发展，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是受益于这种现实环境。 2001年４月，湖北体育彩票事件最早由《南方周末》独家报道；2001年8月，上海交大招生"黑幕"事件也是由《南方周末》最早正式报道；2000年12月3日山西韩城市天龙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2001年6月26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矿难，都是由陕西西安的《华商报》最早披露；2000年7月，广东电白高考舞弊事件最早由广州《羊城晚报》所属子报《新快报》采访和正式报道。这几篇在全国影响深远的报道无一例外都属于“跨地区监督”范畴。[7]而当地媒体在进行这些揭露批评报道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困难，如上海的媒体在上海交大招生“黑幕”事件中，由于某些禁止的规定就保持了沉默；湖北的媒体在湖北体育彩票事件中也是采取了较消极的方式，只是在事件被外地的媒体当作丑闻抄得沸沸扬扬之后，才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简单报道。 这些异地媒体的记者在得到新闻线索后都长途跋涉奔赴当地实地采访调查后报道，从而揭露出已经存在但被人为掩盖的社会问题。而当地媒体由于地方干涉或者与自身的利益有关而“监督不力”。 原因就在于异地媒体监督能够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禁锢，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 首先，异地媒体一般不会因顾及当地的广告、发行市场而使报道受到限制，受当地“人情风”的干扰程度也不会很大，因而它们的舆论监督报道可以比较客观、全面、真实和深入，这对于批评报道是很重要的。 而且，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被采访对象可能对当地媒体的采访有所顾及，他们担心当地媒体与当地的被监督批评者有某种利害关系，自己也可能会被曝光，甚至会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于是对事实情况有所保留。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与当地的各种联系要少得多，被采访对象往往能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从而使异地媒体的监督报道可以更加真实和深入。 其次，从舆论监督的效果来看，异地媒体跨地域的新闻传播更容易扩大报道的影响力，从而形成舆论强势和舆论压力，最终促进所披露问题的尽快解决。 相对于异地媒体跨地区的传播而言，地方媒体的影响力只是限于当地。地方媒体所披露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依赖于引起地方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但如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制约，则让问题得到解决这种舆论监督的效果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但对于当地政府和新闻主管部门鞭长莫及的异地媒体，它们的报道所造成的影响是不限于当地的。地方当局即使可以捂住当地人之口，但却无法捂众人之口。面对异地媒体这种扩大化的影响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地方当局可能会迅速自动解决问题；即使它们对所披露的问题仍是不闻不问，坐视不理，也可能会惊动更高层的人士来关注问题的解决。 《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这种报道模式已为国内一些地区和媒体所认同与仿效。长治市委就要求长治日报以市委的名义，向全国的新闻媒体发出邀请函，欢迎他们来长治进行舆论监督。长治人把这种举动总结为“请猫入室”。“自己家里老鼠多，自己捉不过来，请外面的猫来一起捉。” 结合媒体批评报道的这种现状和我国新闻媒体发展态势来看， 媒体“跨地区监督”将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资本与媒体日益融合。随着我国媒体产业化、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媒体跨地区发展势在必然。这种跨地区批评报道模式在我国也将会有扩大化的趋势。 2001年中央有关部门《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规定，要鼓励媒体实行跨地区经营，实行跨地区经营的集团负责所属单位的宣传导向和经营方向，接受所在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属地管理,各地党委和政府部门要为跨地区经营提供良好的环境。 跨地区经营主要采取兼并重组、合作联营等形式。媒体这种跨地区的发展，必然有跨地区的报道，这当中当然也包含跨地区的舆论监督报道。所以这个规定使舆论监督不但合理，而且合法。它对跨地区舆论监督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3、跨地区舆论比本地监督要求更高 “跨地区监督”并不一定比监督本地来得容易，而是比本地监督要求更高。 一、对于获得的新闻线索要仔细分析，不能仅仅因为它有意思，读者会有兴趣，就决定采写，还要分析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如果会因这篇报道对全局形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就应该暂时不写，或者只写内参。 二、对于过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一时根本解决不了的全局性的棘手问题），暂时也不要去采写。 三、尽最大可能采访被批评者，不但要让人说话，还要让人说够，采写出来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平衡。 四、异地采访对于记者和编辑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异地媒体在获得采访线索难、核实情况难等方面，都很不容易。这就要求媒体派出进行异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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