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内容提要：在突发事件报道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理念：一种是负面信息封锁理念，可以非典危机的前期的传媒表现为证，另一种是负面信息疏导理念，可以禽流感的报道作说明。不同的理念导致不同的实践。实践证明，以封锁信息来避免社会恐慌的做法不但不能奏效，反而有害；负面信息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恐慌，传媒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反而能避免社会恐慌，化害为利。 关键词：突发事件 负面信息 信息封锁 信息疏导 任何行业部门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行业理念或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新闻业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上。由于突发事件大多与负面信息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媒体在进行突发事件报道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理念：一种是负面信息封锁理念，认为负面信息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恐慌，因此一旦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就要尽量防止这些信息传递到社会公众之中，以减少突发事件中负面信息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事实上，靠隐瞒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减少负面信息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恰恰相反，一旦这些负面信息通过其他途径传播，往往给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负面信息疏导理念，认为只要对负面信息进行及时、充分和全面的报道，就会使负面信息对社会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所以当对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对其进行充分报道，并在报道中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从而使社会达到整体上的平衡和稳定。 本文试图通过对非典型肺炎（也称SARS，以下称“非典”）报道和禽流感报道的比较来分析两种理念的作用原理，并得出相关结论。 负面信息封锁理念与非典的前期报道 负面信息封锁理念认为，凡是负面信息都是对社会有害的，而公众是缺乏理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负面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恐慌，所以要尽一切可能地防止负面信息在社会上传播，即使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传播出去，也要把负面信息的量控制到最小范围内。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当某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尤其是具有负面信息的突发事件，媒体往往被人为地中断正常的信息流动，在一种非正常的传播状态下期望达到社会的稳定状态。媒体对负面新闻进行封锁，或语焉不详，或欲言又止，使新闻信息无法充分全面地传递到社会公众那里，以为社会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就会“眼不见为净”地保持稳定。 这种理念来源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认为老百姓遇事就乱，要减少负面信息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以保持社会稳定，就是根本不告诉老百姓负面信息。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这种假设的前提是社会公众完全不可能获知这些负面信息，事实上，正如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里的“恶事”泛指一切负面的事物）在现代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个假设更是不可能成立的。一旦社会公众从其他途径获知这些信息，由于这些信息不完整，就必然要靠猜疑、揣测来回答人人心中疑惑，社会恐慌随之而来，社会稳定很快打破，结果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要想再达到稳定，就需要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非典的前期报道就是这一理念做最好的注脚。下面我们结合非典蔓延和结束的过程，来考察媒体对非典疫情的处理情况： 早在2002年的11月16日，广东佛山就出现了一例后来被认定为非典的病例。12月15日，来自河源紫金县的黄杏初和郭杜程因为相同的病症，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其后，在河源有7名医务人员被感染。直到1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才以文件的形式，向各医院发布第一个调查报告，介绍这种不知名的传染病。 在疫情使社会公众担心时，媒体也有所报道，但都是尽量轻描淡写。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在1月3日刊登了当地卫生局的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这是中国媒体有关非典的首次报道。 2003年1月下旬，受到传染的城市之一，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来自省政府的一条简短消息：“这一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到了2003年春节期间，非典在广州爆发，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已经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但媒体对此保持沉默。应该公正地说，不少媒体工作者有报道非典的要求，但没有获得支持。 2月8日，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广州发生致命流感”。根据广州移动的统计，仅2月8日，短信流量就达到了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⑴ 2月9日，中国南方发生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因为熏醋和服用板蓝根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的好方法。第二天抢购风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药店都人潮涌动。平时一大包十元以下的板蓝根飙升至三四十元，普通的白醋的价格节节攀升，从10元至80元、100元。⑵ 直到2月11日，广州市政府才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后“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迅速弥漫到广东全省甚至波及湘、赣、浙、琼、港、澳的病毒恐慌，终于在一夜间趋向平息。”⑶ 华北第一例患者在2月出差广东省时感染非典，回到山西住院，后来又转到北京的医院，并引爆了北京、天津的疫情。《中国青年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3月19日，卫生部长张文康称：广东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23日，世卫专家到达北京。三天后，中国首次承认病毒超出广东，称北京有8人感染。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声称中国安全，非典已经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非典病例。 4月4日，72岁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写下了那封改变中国抗非进程的署名信。信中称，仅他知道的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时代周刊》4月9日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蒋的公开信。世卫组织在第二天明确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在媒体遮遮掩掩下，本来是地区性的非典迅速波及全国25个省份。引起了社会不同程度的恐慌，本来希望通过媒体的信息“沉默”来消除社会恐慌，却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为了达到新的社会稳定，我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4月20日，由于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⑷至此，我国媒体才开始大规模、充分全面地报道非典。 4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表示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坚决打赢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自4月下旬起，中国举国动员战非典。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在非典疫情爆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自4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⑸ 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媒体早期对非典的“沉默”和4月20日以后的信息公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说明了态度和认识的转变。非典早期，在负面信息封锁的理念下，媒体对突发性的非典事件“三缄其口”，人们无法从主流媒体上获知关于非典的充分信息，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缺乏正当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谣言、流言、“小道消息”满天飞，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出现了抢购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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