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新闻专栏中，则是被置于国际问题的框架中。如果文章出现在国内专栏（如新闻、社论、读者来信等等）中，则是被置于国内问题的框架中。 此处研究不使用“版面”来分析，是因为在1985年至2003年间，各版面的主题有过变动 [注7]。比如说，在1997年之前，第6版专门刊登国际新闻。而1997年以后，第6版成为国内经济问题专版。此外，即使是同一版面，在每周不同的日子里刊登的内容可能也不同。比方说1994年第3版在每周五和每周六刊登国际新闻，而每周一的主题为教育，周二为经济，周三为教育，周四和周日为法律。就各版的主要内容来说，分析版面的数字很难给我们以正确的信息。 因此，我们利用栏目名称来分析数据[表3（见附录六）]。我们从数据库得到的数据中，1985年至1990年的资料不显示栏目名称，只有1991年以后的才有。国内各个专栏（政治、法律；教育，科技和文化；国内新闻；经济与生活；摄影；人大；卫生、环境、人口；社会）一并归入国内框架中[表4（见附录七）]。 在1991年的9篇艾滋文章中，有7篇（78%）为国际问题。2003年，49%的文章来自国际专栏。表4显示，自1991年至1997年，人民日报的大部分艾滋报道将之视为国际问题。这种倾向在1998年有所改变，98年有46%的文章将艾滋问题置于国内框架中加以报道。2002年与2003年，国际框架与国内框架平分秋色。 人群 表5（见附录八）显示了人民日报对艾滋相关人群的报道情况。总的来说，儿童与艾滋问题的联系最为密切（35%），其次是妇女（31%），孕妇/母亲（12%），男性（8%），吸毒者（8%），农民（5%），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1%）和妓女/性工作者（0%）。表6（见附录九）展示了每年对不同人群的报道比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同性恋被视为是与艾滋病最相关的问题（平均31%），然后是妇女（17%），男性（15%），吸毒者（15%），孕妇/母亲（11%），儿童（8%），妓女（3%）和农民（0%）。到了九十年代，这一框架发生了变化，艾滋问题更多地与妇女相联系（33%），然后是儿童（25%），吸毒者（17%），孕妇/母亲（14%），男性（7%），同性恋者（3%），农民（1%）和妓女（0%）。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情况继续发生变化，被认为与艾滋问题最相关的人群是儿童（34%），然后是妇女（31%），孕妇/母亲（12%），男性（8%），农民（8%），吸毒者（7%），同性恋者（0%）和妓女（0%）。 主题框架 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民日报对艾滋病的报道框架，图4（1985-1995）（见附录十）、图5（1996-2003）（见附录十一）、表7（见附录十二）和表8（见附录十三）从主题（医学、预防与治疗、社会、政治、经济、与其他疾病的关系）的角度对艾滋问题的框架进行展示。表8展示了主题框架的排列情况。首先，在19年中，排列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预防与治疗是出现最多的主题（位居榜首14年），然后是医学（4年居第一，11年居第二），社会（1年居第一，三年居第二），政治（11年居第三），经济（1年居第四），以及与其他疾病的联系。其次，社会与政治主题的位置有所上升。 讨论 在19年的时间中，人民日报给予了艾滋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本研究所得出的诸个发现中，有一些问题显得比较突出。首先，每年的报道频率是随时间变化的。如前言所言，按照每年的文章数量，对艾滋问题的报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5；第二阶段：1996-1999；第三阶段：2000-2002；第四阶段：2003）。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报告（2003），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为“进入阶段”，自1985年至1988年，最初的感染者主要出现在沿海地区，以外国人和出国人员为主。阶段二为“蔓延阶段”，自1989年至1993年，“集中爆发区”艾滋病病毒自缅甸沿毒品贩卖的路径在华南地区蔓延。阶段三为“扩张阶段”，自1994年至今，由于大量人员因非法采血活动而感染艾滋病、以及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不断升级，病毒迅速越过云南省地界，在全国范围内扩张。 新的病例逐年增加，人民日报对艾滋病的报道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二者的发展趋势相同，但是报道情况的各阶段与艾滋病发展情况的各阶段却并不完全相符。这种差异可以用现实世界的情况与政治发展进程之间的隔膜来解释。就中国的新闻媒介，尤其是就人民日报来说，对艾滋病的报道并不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情况，而却是政府的宣传政策与政治发展状况的呈现。中国政府的政治发展日程显示：1995年底，国务院授权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确定了中国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与原则。1996年，财政部划拨了专门的款项用于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此外，中央政府还在1996年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该制度的成员包括了34个部、委及相关部门的副部长、副主任等，由国务院副总理直接领导。该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研究和解决有关艾滋病的最重要的问题（消息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报告）。1996年人民日报增加了对艾滋问题的报道，正反映与促进了政治上的这一进展。 1999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三十多位常委要求政府倡导安全套的使用并关注艾滋问题。同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政协委员谢丽娟 [注8]也建议卫生部为艾滋病增加财政预算。政府和人大都意识到了艾滋问题的严重性。2001年，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设立常务办公室。在政府的协调下，各部门都已出台相关的政策与文件。2002年，联合监督和田野调查在14个省展开。人民日报报道艾滋问题的第三个阶段（2000-2002）报道力度增大，正反映了这一政治背景。 2003年是中国的革新之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200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于公共卫生问题，新政府明显有着不同以往的态度。四月底，胡总书记任命吴仪——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位著名的改革者出任卫生部部长。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看望了艾滋病病人，同时进行了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的表态。同时，2003年“非典”的突然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国家卫生体系的态度与认识。 2003年人民日报对艾滋的报道同样反映了政府在政治进程上的这一变化。报纸头版的位置最能彰显事件的重要性。2003年中，人民日报8次将艾滋问题的文章置于头版，这足以说明问题。虽然从绝对数量上说，8次并不算多，但人民日报将关于艾滋病的文章置于头版这个做法本身已经反映出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因为对于人民日报来说，只有引起政府注意且政府已计划加以解决的问题才能被安排在头版刊出。 本研究同时显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人民日报是以外来问题的框架来报道艾滋病的。报纸将艾滋病描述为“舶来品”，而非本国的问题。而到2003年，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艾滋病如今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威胁，需要公众给予极大的关注。艾滋问题被同时置于国际的与国家的框架中加以考量。同时，几乎报纸的每个版面都出现了相关的报道，这说明艾滋病已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 与艾滋问题最密切相关的人群是儿童、然后是妇女、孕妇/母亲、男性、吸毒者、农民、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以及妓女/性工作者。首先，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国家的媒介一贯关注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及吸毒者不同，人民日报上的这类文章不多。其次，人民日报高度关注与艾滋病相关的儿童与妇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保护受艾滋病威胁的中国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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