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Ryan，Carragee和Schwerner，1998；Carragee，和Roefs，1999；Ryan，Carragee，和Meihofer，2001；Reese，2001）。 艾滋病的媒介框架 美国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 有很多研究考察了美国的大众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Diamond，1991；Dearing和Rogers，1992；Brenders和Garrett，1993；Lowry和Shidler，1993；Walters和Walters，1996；Brodie，Hamel，Brady，Kates和Altman，2004）。这些研究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美国的媒介中艾滋病是如何被描述的，其报道的主题又是什么。 Watts（1993）发现，在美国主流新闻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对科学疗法的探索是最主要的“框架”。科学家以及生物医药的研究者为记者们提供了科研发展的进程情况（McAllister，1990）。 早期研究批评了媒介报道艾滋病的方式（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Diamond，1991；Biddle，Conte和Diamond；Brenders和Garret，1993）。记者们过多地使用委婉语和避忌的言辞。由于在最初阶段的报道中对这种疫病过于敏感怯懦，记者们在原本已经非常复杂晦涩的医学语言中又增添了另一重困惑（Diamond，1991）。不仅如此，有关艾滋病预防问题的通俗文章向读者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无助感（Clarke，1992；Brenders和Garret，199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纽约时报上关于艾滋病的文章集中于对重大事件的关注（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 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相比，在九十年代，报纸对艾滋病的报道显得更为多样化，少了一些危言耸听，且更加以病人为中心。无论是全国性的大型媒体，还是较小的新闻机构，都对这一问题加以报道，而不再局限于仅面对同性恋读者的非正统报纸和出版物了（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Biddle，Conte和Diamond）。 Dearing和Rogers（1992）分析了从1981年中期到1988年之间，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旧金山纪事报中以及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他们发现这些报道可以按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最初时期（“男同性恋者的新的神秘传染病”）、科学时期、人性时期和政治时期。后来的研究（Brodie，Hamel，Brady，Kates和Altman，2004）调查了1981年到2002年的艾滋报道，发现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国际艾滋病大会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消息来源。受艾滋病及病毒侵袭的人群的情况也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 其他国家的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 Grube和Boehme-Duerr (1988)分析了从1985年9月至1986年3月之间国际性新闻期刊《明镜周刊》（德）、《经济学人》（英）、《快报》（法）以及《时代》和《新闻周刊》的欧洲版对艾滋病的报道。研究发现这些期刊对艾滋病的报道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严峻形势。Grube和Boehme-Duerr (Grube和Boehme-Deurr，1989)研究了美、德、法、英四国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发现艾滋病患病人数/病毒感染者数量多的国家对该问题的报道不一定多。在对英国的新闻媒介进行研究后发现(Berridge，1991； Rocheron和Linné，1989；Semetko和Goldberg，1993；Williams和Miller，1995)：媒介往往把艾滋病放在生物医学的报道框架之内。 Kasoma(1990-1991，1996)的研究显示，赞比亚的日报对艾滋病情况的报道日趋本地化。他1991年时研究了自1986年至1989年赞比亚的两份政府日报——《赞比亚每日邮报》和《赞比亚时报》 [注1] 对艾滋病的报道，发现其中有关国外的报道（60%）多于国内情况的报道（40%）。而他后来的研究（1996）发现大多数的艾滋报道和新闻特定都是有关本地的。这样的变化说明，媒介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唤起大众对艾滋病的意识、激发大众对艾滋病的反应中来。除了两份政府日报外，Kasoma在2000年的文章中还考察了1997年至1998年一家个人兴办的报纸——《邮报》的情况。结果发现，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大多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的（每日邮报中为66%，时报中为60%，邮报中为100%）。和他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报纸刊登的大多是本地的艾滋报道（每日邮报中为74%，时报中为100%，邮报中为95%）。 Mchombu （2000）考察了1997年1月至1998年6月这18个月间，纳米比亚的三种主要报纸——《纳米比亚人报》、《新时代报》、《共和者报》和最主要的电台——纳米比亚广播公司的艾滋报道情况。研究发现，与艾滋病的严峻形势相比，媒体的报道力度远远不够（3种报纸1家电台加起来，每月平均才9篇文章）。对艾滋问题的报道非常肤浅，而且向读者强调的信息是“没得治”。此研究将青年、女性、各种机构的高层人物以及政治决策者作为报道的目标受众。除此之外，研究结果还显示出报纸和电台在影响政治决策中的作用。 Bardhan （2001）运用社会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五家跨国通讯社的艾滋报道进行了分析。其结果与八十年代生物医药的大背景有细微的偏差。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人权主题占主要地位。艾滋病的预防、教育和预测虽已是全球性现象，却只是边缘化的主题。 Visser、Hsu和Kalinskaya （2003）考察了南非的一份大报——《邮政卫报》在1998年6月至2002年5月之间艾滋报道的标题和导语。结果发现有关艾滋病的大多数文章将其描述为社会、政治和健康问题。排名第二的主题时而变化，其中多数文章从政治的视角来关注艾滋病。此外通过比较发现，更多的文章是从国内问题（74%）而不是国际问题的角度来报道艾滋病。在许多亚洲国家，在对艾滋病的报道中融入了许多一贯的主题：否认、耻辱和排挤（Bonacci，1992）。 在马来西亚，一份对马来语和英语报纸的研究发现（Lim，1995），有关艾滋病的报道非常少，且充满偏见；消息主要来源于政府，且将艾滋病视为不正常的人才会得的疾病；同时将病毒传播的责任推到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和注射式毒品使用者的身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菲律宾新闻媒介曾经为了报道艾滋病而寻找所谓的“受害者”（Netter，1992）。相似的早期艾滋报道情况也在日本和泰国出现过（Jones，1998）。Jones（1996）在分析了1987年到1995年间香港政府的艾滋病教育材料之后发现，关于艾滋病的电视广告让人们相信：艾滋病是行为出轨的代名词，应该受到公众的指责；感染艾滋病是不同文化，尤其是有关家庭的文化之间相互侵犯的结果。Chen（1997）研究了香港学校中的艾滋病教育情况，认为政府部门创作的材料指出有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是可耻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艾滋病并不构成威胁。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以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对中国的一些特点的了解，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以对人民日报中的报道艾滋问题的文章进行分析。 问题1：人民日报对有关艾滋病的问题进行了怎样的报道？这些报道在19年间是如何变化的？ Dikotter (1995)指出，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疾病和非传统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肇始于理性认识和由此孽生的涉外性交；后者一直得不到控制，不断侵入。中国宣称，艾滋病及其病毒是由于有国民与西方人进行性接触而引入的（Bonacci，1992；Sontag，1989）。那么，人民日报是在国内框架还是国际框架中来报道艾滋病的？ 问题2：从国内的和从国际的视角来报道艾滋病的频率分别如何？两者是如何变化的？ 问题3：在所报道的文章当中，与艾滋病相关的主要人群是哪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要的人群是如何变化的？ 问题4：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主题是什么？这些主题在19年中是如何变化的？ 研究方法 如同“引子”部分提到的那样，我们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它反映了政府议程的发展情况，而且在全国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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