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传播学者穆多克指出全球化的资本集中包括工业集中、服务业集中和传播业集中。⑿默多克（R.Murdoch）的新闻集团就是典型例子。它将英国的BSKyB、澳大利亚的Seven Network、美国的Fox TV揽于旗下，而且通过与20世纪Fox公司和Star TV的合作取得了庞大的影片和录影资料库，使它的娱乐传播网络具有难以估量的效能。它还与BBC、comN合作进入到全球新闻服务领域。 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使全球化时代出现更大比例的失衡和新的霸权争夺吗？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严峻的现实是南北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科技的革命，使它们之间历史形成的鸿沟更加扩大了。在传播资源的占有量上，世界10%的人口拥有着世界媒介和信息资源的90%。尽管在八十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强烈地意识到国际间竞争的压力，呼吁建设“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的新秩序”，然而今天现实中的人们仍然面对着西方强国传播优势的更大幅度的倾斜而倍感困扰。 传播观念和文化策略的反思 科技进步和全球市场化趋势无可逆转。当这一趋势与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冲突，与其民族文化传统形成抵牾之时，便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策略。文化策略是指特定民族-国家对待现代化的科技生产方式、组织管理和体制架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因应办法。五十年代以来实施过的文化策略有：追随-同化策略、超越策略、选择-参与策略和分离策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采取追随-同化策略的国家，多数均有殖民统治或者被占领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已经初具西方化的基础，其主导国家经济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与西方国家已紧密联结，意识形态上已认同西方价值观。超越策略的采取基于政治和文化的对抗。如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试图通过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区域国家联盟，用指令式集中资源的方式同西方竞争，以便在一个压缩的时段中超越西方。直至八十年代末，计划经济基础瓦解、国家政治制度改变、区域联盟解体，宣告了超越策略的终结。随之这些国家纷纷转向追随-同化策略。 所谓分离策略是对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怀疑或排拒。印度的甘地主义和伊朗的霍梅尼主义是比较彻底的分离策略的代表，将反西方、反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和反殖民主义、反城市文明、反商业功利主义、反世俗文化的立场结合起来。分离策略的实施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固守传统价值。印度和伊朗均通过重归宗教传统来达调动文化资源，对抗全球化。当这些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社会原有结构的承受力达到极限之时，分离策略是舒缓内部危机的办法。中国曾经一度追随苏联，信奉超越策略；其后在二十年中又转向近似分离策略。但中国从未放弃历史进步的信念和在综合国力、生产力及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赶上西方的愿望。因此中国在文化革命之后，较为顺利地从分离策略转向选择-参与策略（即改革开放）。 选择-参与策略是应付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积极而省慎的态度。其内涵是：激励市场经济活力和保持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扩大国际市场参与和适度的贸易保护相结合，以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维持社会稳定、必要的行政效率、国家信用和社会公平。通过选择采用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现代科技、管理、制度而有步骤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如何保护本民族-国家的利益、文化价值系统的完整性和社会政治的稳定。这一策略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并非同步推进。在科学技术等直接刺激生产发展，优化管理的层面大量学习引进、急速发展以积累国家经济实力；在制度文明层面坚持基本的政治制度，谨慎吸收选择、渐次改革试行；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层面坚守既定世界观和价值观，利用民族传统资源，排拒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这种文化策略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念和传播体制。 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极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压力。这导致国家权力对传播媒介进行严密监控，从所有权到经营权，从节目规划制作到发行审查，甚至到指令性消费，全面而高度集中，从而保证了利用媒介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效能。因此传播媒介作为权力话语与管制合法化标志，高于其作为社会服务的公器的意义。前苏联解体和政权更迭的教训似已说明，传播媒介的失控是政治全面失控的肇始。相比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无论大众传播的国有化程度怎样，都仅仅表现为公共资本的占有比例、公共服务导向及节目品质控制。传播媒介表现着社会的多种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直接影响力相当有限。实践上的这种差别源于不同的传播观念。 西方的主流传播观念是体现在《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规约。然而这种表述的理想信念和实际传播体制运作不尽一致。西方传播学者充分注意到西方传媒在东欧剧变、柏林墙坍塌、海湾战争等事件中的倾向和引导作用。施莱辛格指出，即使在西方，新闻并非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组合起来的现实”。新闻是通过报道选择传达意识形态的世界观。⒀加顿和鲁杰说明了在西方世界里不言自明而优先的四种新闻价值：精英国家参照、精英人物参照、个性化和否定性。⒁斯特豪在对美、苏、日、德、意、印、中等国主要新闻节目进行跨文化研究时作的统计表明，政治和文化差异在报道重点上是明显的。拿美国来说，新闻里有大量的对政府和人权状况的批评，有强烈的“煽情主义”倾向，集中报道突发事件、灾难、犯罪。而在印度和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更多的是“发展新闻”和科技信息，更多采取正面观点。⒂当西方国家标举“新闻和言论自由”，攻击传播控制的集权主义之时，发展中国家也强烈主张传播的“社会责任和舆论导向”，批评西方价值中心论和商业功利主义。当这种争论沿着“冷战思维后遗症”进一步推衍就会被升格到人权与反人权、颠覆与反颠覆的极端。 那么是否可能将讨论从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为知识论的话语？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媒介并不只是意识形态或特定文化价值观的载具，它更是作为知识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作为现代社会中组织和个人的反思性实践的工具，作为社会公平参与和合法监督的公共空间，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作为国际合作与生存发展的领域。事实上全球传播网络已使各国互惠。如欧洲视觉新闻交换组织(ENE)等已在几十个国家间执行了提供新闻片断的协定。即时新闻报道现已成为全球新闻业的追求目标，全球化新闻在全球性生态问题、金融危机、区域冲突、跨国犯罪等方面的报道显示了预警作用，也积极传播了国际和平、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媒介体现着越来越多的共性。 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多渠道的即时的真实的信息，自由的灵活的开放的思维与交流，是知识创新的基本条件，也是未来知识工作者的良性生活环境。现代社会的机制，如市场竞争、风险机遇和效益评估等，都必须由组织和个人独立决策。这里所说的组织，不同于高度行政一体化社会的政治集团或所谓“单位”，而是合法运作的独立利益实体。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实践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特点。反思性是对自我行为效果的即时的持续的监控和校正。反思性实践当然不可能依赖“上级的指令”，而只能依靠对于信息的捕捉、分析。倘若社会的信息环境是高度集中的、偏倚的、单向度的，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实践活动盲目而迟缓。⒃未来社会的国家政治稳定，也需要通过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取得执政的合法性，需要各种利益实体的对话、谈判、妥协以求取各方的合作。传播的公共空间便是这样的对话圆桌。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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