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在这种不受政府侵扰的自由空间，哈贝马斯强调，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而不能干预。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它来自于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在封建时代，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国家。只是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等级统治才真正被冲破，市民社会才有可能从底层生成，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也才逐步被建构。公共领域是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组成的，他们把社会的需求传达给国家，但本身又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伴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个体向公众的转变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大众传媒。也因此，哈贝马斯才一再强调传媒研究对分析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把传媒力量看作是一种新的影响范畴，认为它既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又统领了公共领域。③     被传媒力量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和控制的公共领域，既汇聚着无数的个体，同时又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哈贝马斯说：“大众性是一把尺子，政府用它来衡量对民众的非公众舆论的控制程度，衡量领导班子还必须另外争取多少可以转化为大众性的公共性。大众性不等于公共性；但是没有公共性，大众性也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它所反映的情绪是临时制造出来的公共领域的一个依变量，尽管绝不仅仅依赖于它。”④实际上，大众传媒所谓的“大众性” 只是描述了一种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它并不能同时描述这种传播方式的公共性程度。因为当国家看到了公共领域在组织社会的重大作用时，它也试图通过对大众传媒的操控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社会化的意思。大众传媒预设了自己的受众群体，同时也就预设了被动接受信息的一方，构成一个大众传媒发布、受众接受的单向传输关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从19世纪末开始，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财富不均衡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不平等控制。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共服务的媒介，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诸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机构转为私有开始收费，“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由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媒介集团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向国家社会一体化。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框架遭到来自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依仗国家权势的双重过程的夹击而致瓦解。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催生了当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资本主义，又亲手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那里，受众的参与本身仍然是受到有力操控的。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在执行着自己的“守门人”职能，通过议程设置筛选公共辩论的主题和程序，选择适合该议程的嘉宾和现场观众。但是即使你走进演播大厅，有成为公众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也会在后期的剪辑中被无情地删掉。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成为公众的受众还是只能无奈地退回到私人领域之中。“媒介是一种公司所有物……你没有办法参与到媒介中。让媒介从幕后走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区别公众与受众的不同。受众是被动的；而公众则富于参与性。我们需要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介的定义。” ⑤     受众、大众与公众，这是三个互相关联却又显著区别的概念。个体要想成为真正的公众，而不仅仅是受众或者大众，取决于他对社会的参与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     很多学者都在探讨如何通过媒体的管理体制的变革来实现“公众领域”的建构。 在此问题上，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和左派学者的观点针锋相对、截然不同。前者批判政治保护主义，倡导传媒的市场化，认为如果传媒由政府管理必然成为政府的奴役，只有市场化才能保持其自由和独立，才能防止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和干涉。在他们看来，真正市场化的传播系统才能最大程度上反映民意，给公民提供应有的知晓、表达权；相反，后者批判传媒的市场化，认为市场制造垄断，私人控制传播意味着对自由权利的妨害，传媒的市场化导致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差别消灭。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可保护传媒不受垄断控制，当垄断产生威胁，甚至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竞争、抑制垄断。时至今日，非此即彼的学术探讨已经显得意义寥寥。     这种实现并不仅仅取决于制度安排，也取决于媒体形式提供了怎样的可能。大众传媒所以能成为“守门人”，正是因为这些媒体本身“点对面”的传播方式给它提供了操控的条件。而网络所以能成为把个体构建为公众的力量，又表现在这种媒体具有其他大众传媒所没有的迅疾特性和离散特性。这种新媒体的媒介形式与其他大众传媒的根本不同，根据《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它被表述为“由所有人面对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⑥     在网络上，博客的诞生表面上是偶然的，实际上是必然的。博客的出现并不是那些先行的博客们天马行空的独创，他们的功绩只是探索并拓展了网络的潜在可能。从“点到面”传播走向“面到面”传播，国家的社会化不再是一片坦途了，因为网络上不存在发布信息的唯一的“点”。而个体在其中所以能成为博客，又因为他有可能成为发布信息的“点”之一。博客只能在网络上生存，而不可能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上生存，过去的大众传媒正是因为这样才把个体构建为受众的。在网络上，当无数的“点”组成整个的“面”之后，它才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分离之后出现的公共领域，而在那里，个体被构建为名符其实的公众。     哈贝马斯的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成书于60 年代。研究媒介文化的尼克•史蒂文森认为他交流理性的关注是印刷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电子文化的产物。⑦当然，哈贝马斯更不可能去研究网络甚至博客给公共领域带来的结构转型问题。在博客和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之间，还有诸多问题值得思考。但是相比较于BBS构建的公共领域而言，博客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BBS中的众声喧哗，我们的博客更具理性精神和个体责任，因为他们在网络上凸现的个人荣誉，博客强调个人在网络上的独立性，博客继续发展的方向就是网络的社会化，每一个现实中的人都会在网络上构建一个网络虚拟身份形象，因为有这样一个荣誉和责任感，因为在网络世界中你也必须去赢得别的网民的信任和尊重，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像在BBS中那么无序，而要在网络世界中构建你的公众形象。BBS也建构了一种公众，但是这种公众的集合是缺乏理性基础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非理性的新闻和社会混乱都是应为网络论坛的推波助澜。在网络论坛中总是看到过激的语言和情绪的宣泄，其实这些网民们并非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在一种“隐性”化身份的情况下它更倾向于一种情绪的宣泄，网坛上“打台湾”的呼声不断，但是其实理性状态中市民比持这样一种看法。BBS建构的公众领域是非理性的，而博客却不一样。          3.1.2 身份政治学     身份尴尬来自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明确分野。如今，虚拟身份的问题在网络上越来越变得不言自明了。网络确实正在建构着人的各种虚拟身份。然而，罗杰•菲德勒在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就指出：“在下个世纪，‘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线将消解，人际电脑媒介的先进形式将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⑧在博客王国里，尽管热衷于虚拟身份的还大有人在，但一些博客不再以此为满足了，不再畏惧公开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身份，并把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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