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民主参与的原则等同或高于市场和私有财产权这种观点”) 一向是国家传播政策制定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21 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是传播领域资本逻辑得以充分表达的政治障碍。在西方，它们曾是发展国家资助的公共广播系统的基石，甚至连市场关系最不受限制的美国都不例外。尽管美国媒介在国外积极扩展，美国本国还是建立了一个国内控制的传播系统。比如说，它曾长期不允许外资染指电信和广播领域。美国媒介系统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公共服务的原则。除公共广播之外，商业广播也被要求履行公共服务责任，如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以及提供地方节目等。虽然有不同的定义，公众利益概念意味着对资本增殖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非一致性的承认和社会目标优先于资本增殖目标的普遍政策定位。这一理念在美国传播领域的管理中扮演过历史性的重要角色。22 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私有化、商业化、自由化和大规模对国内传播体系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23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国家，美国理所当然地处在这一过程的前列。24 一方面，经过私有化和各国对公共广播连续不断的削减补贴，国家作为国内媒介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在缩小和削弱。另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国内和国外资本对媒介所有权的限制，放宽了对广告的限制，减轻了广播电视公司的公共利益责任，使媒介的商业化更加剧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本文中，“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管制自身的结束。就像管制学派（Regulation School）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某一社会领域受产业决定的程度大于国家干预的影响，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管制的形式，这和国家管制相反，因为后者意味着国家扮演更重要的管制角色。因此，莫斯可写到，关于解除管制的政策争论至少是不真诚的，因为解除管制本身并非一种选择。说穿了，这是一场对突出市场、国家，或者二者之外的利益的各种复合管制形式的选择。放宽政府管制并非就是解除管制，而最可能拓展市场管制。25 类似地，商业化也不意味着对媒体补贴本身的终结。这是一个补贴形式的转换，即从国家补贴到通过广告的商业补贴。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责任对象的转换。当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传播系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兜售一般消费品甚至政治候选人的商业销售机器，26 并倾向于迎合富有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兴趣和利益，因为这是广告主们最青睐的受众群体。因此，一个广告支持的媒介系统，象美国学者贝克（Edwin Baker）已经清楚指出的那样，在根本上是与真正的有平等意义的民主的媒介系统不一致的。27 作为这个转变的一部分，传播法律和规则的角色也从根本上被重新定义了。在全球影响深远的1996年美国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在市场化和偏护商业利益方面的倾向性已是众所周知。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把自身角色进行了“从产业管理者到市场促进者”的调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市场的竞争。28 公司利益超越公众利益成为传播政策制定中至关重要的考虑。里根时代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福勒(Mark Fowler) 曾把“公众利益” (public interest) 一词当文字游戏玩，把它等同于公众所感兴趣的东西。而现任主席、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的儿子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把“公众利益”的概念当成公开的嘲弄对象：“当我宣誓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成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的那天夜晚，我等待着代表公众利益的天使前来拜访。我等了整整一夜，但是她却没有降临。” 29 市场规则在较轻的程度上和通过更复杂的路径，同样也经由欧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传播规则. 30这种向资本统治的转向在最根本的宪法领域得到了巩固。在美国，如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商业化，其阐释也被特殊利益所左右。31 当第一修正案在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时候，国家的确是自由表达的唯一敌人，而出版是个人编辑/印刷者和言论者的领地。今天，这些为第一修正案历史上所保护的主要以个人为单位的对象，已经演变成了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主导着公共传播的渠道，拥有巨大的不仅对公众，而且对政府的力量。正如何伯特.席勒指出，在美国，虽然国家还没有放弃“控制个人表达的爱好”，“对自由表达的主要威胁已经从政府转变成私人公司”。32 在这种背景下，麦克切斯尼指出, 被美国主流势力所阐释的第一修正案正变成使资本控制之下的公共传播渠道免于成为政治讨论和公共政策管制对象的挡箭牌。 3、集团化，融合及跨国媒介集团的崛起 对媒介国家控制和公众利益束缚的解除释放了资本的力量，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体系的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媒体合并冲击波促进了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母，贝塔斯曼这样的传媒巨无霸的产生。这些公司在超国家和国家力量的支持下，通过形式多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反过来飞快地扩张到世界其它区域。由此产生的传媒系统是真正全球化的——这不仅体现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销方面，也包括消费领域。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媒介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所有权结构已经趋向于多元化——在美国本土的媒介公司向国外扩张的同时，国外公司也进入了美国市场。比如，日本的索尼拥有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墨西哥媒介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向美国出口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33 通过合资，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和金融联合，以前从属于界限分明的国家传媒系统的媒介机构与主要的跨国集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类似地，媒介消费和生产也变得全球化，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劳动的国际分工”。34 今天，北至加拿大南至墨西哥都有好莱坞电影制作。针对美国市场的电视节目先在国外市场拓展，随后返销回美国。花木兰被迪斯尼化，成龙的功夫片和施瓦辛格的动作片同时在世界观众面前争宠。美国的文化统治已经演变成“跨国公司文化的统治”。35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多元化不应被误认为是新的运作逻辑的兴起及新的民主化的选择和表达的时代的来临。相反，在帝国中，资本增殖逻辑成了全球媒介系统的一致性原则。全球媒介系统跨越空间的形成也是一个在媒介生产中“商品化深化” 36 和“超级商业主义” 37 发展的过程。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全球媒介系统的新行为准则几乎成为：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语言说出来，只要说得有利可图。在这种背景下，传播渠道的大量增生及窄播节目的繁荣仅仅标志着“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而不是削平文化差异——假如这样的差异带来牟利的希望。”38 如哈特和内戈雷所指出，全盘文化同化并非帝国所热衷的优先策略。相反，针对重现的种族和文化国家之间的差异，帝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否定或减弱这些差异，而是识别出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差异，赞许这些差异，继而通过一套有效的调控机制控制差异。39 英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的观点与以上分析有类似之处。他认为将全球化和本土化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是错误的。一些全球化论者预言本土文化将在全球化无情创造的同质文化中消亡。针对这一观点，另一些论者通过发现和证实本土企业家和文化的活力来反驳。但如斯克莱尔所言，这种有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二分法与他的理论框架并不相容。如上所言，哈特和内戈雷的帝国概念也超越了这种二分法。正如斯克莱尔指出： 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是建立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私有财富这一前提下的。除去资本增殖这一驱动力之外，这一系统的主要博奕者们对摧毁或扶持地方文化并没什么特殊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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