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我们视为全球化的这个多元复杂的过程也并非是统一的和普遍的……支撑帝国的大众的创造能力同样能够自治地建构一个反帝国，即全球化潮流和交流中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争夺和颠覆帝国的抗争，以及为建构真正的另类秩序所进行的奋斗，将因此发生在帝国的版图上。这种新的抗争已经开始出现了。通过这些奋斗以及更多的类似的行为，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权力安排,并以此带领我们穿过和超越帝国。10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对哈特和内戈雷的理论作更详细的描述和评价。虽然把帝国看成一种既成实现也许还为时过早，一些学者会就作者对”大众” 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新的民主形式的必然性提出挑战, 而民族国家力量削弱的程度是不是象作者所说的那么大也值得探讨，帝国这个概念依然为我们提出了一条思考快速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的新途径。首先，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全球视角，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当布莱尔说出赞同在别的主权国家搞“政权更迭”之时，他不仅作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导，而且是代表了显现中的帝国在发言。第二，帝国的概念超越了把权力局限在政治领域的狭窄范畴，而承认了经济权力，尤其是资本逻辑和跨国资本力量在全球权力秩序中的中心地位。11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曾经被认为是两个尽管相关，但相互分离的力量与结构体，全球化的过程使这两种力量相互融化，加速整合成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中。从这一点看来，帝国的理论表述在社会分析时与最新的政治经济学表述是一致的。象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言，虽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在分析上有令人明晰的一面，这种区别更多的时候起到了混淆和掩盖真相的作用。12 第三，此概念突出变革的过程。尽管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的生产和流通网络已经逐渐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功能并没有简单消失，而是被置换到别的层次和领域。第四，本概念把混杂性和多样性看成是帝国的内在本质和存在状态。在以往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中双方的许多作者均倾向于把同化与区别相对立，把全球化看成是要不就是同质化，要不就是异质化或杂交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争论的一方进一步认为多元化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此相反，哈特与内戈雷认为，差异的生产正是帝国力量再生产的决定性机制。最后，这一理论在意识到帝国压倒性的力量的同时，强调了大众的创造力和他们从压迫性权力结构中取得自治的能力。 二、帝国传播的结构 世界传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从以上的理论框架的角度，这些相互关联的变革标志着从国际传播到帝国传播的转变。让我们首先粗略地回顾一下这些变革。 1、国际传播中的治理体制的变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传播的全球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联合国是对国际传播问题展开辩论和讨价还价的主要国际论坛。尽管在具体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世界强国，但联合国毕竟是一国一票的代表性组织。新独立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大多数，起来挑战西方强国在国际传播中的权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负责分配国际无线电波，包括国际卫星广播频道的国际电信联盟（ITU）要求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诚然，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有许多局限。其中重要一点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局限性与矛盾性，它们一方面垄断国内的传播秩序，一方面又抗议外部传播被西方强国所控制。13 但这些局限并不会抵消这次运动对世界传播的双重批判：即世界传播处于西方权力和资本增殖逻辑的控制之中。正如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所指出的，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所提出的论战“是对不平等的影像和信息交流所发出的第一声惊呼”，而这场争论还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发展之间、传播与公民直接参与其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4 隐含在这场对世界传播秩序的批评中的是一个比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更广义的民主概念，这个概念与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15 这一特定的民主概念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基本矛盾。 此外，这次运动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场第三世界的运动。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是世界贫困解决方案的说辞以及英国首相为使用武力改变外国政权而自豪的宣称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一位法国总统在这个年代说出了这样的话：“自由市场不容许跨国公司以外的实体有任何的增长，而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制造了财富的细流的同时也制造了贫困的海洋”。16 出于种种原因，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在80年代式微。无疑，美国政府和美国传媒集团在压制瓦解这一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前者对这一运动进行系统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并于1985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对后者来说，任何代表世界其它利益的对世界传播秩序的重组都会损害到它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它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介诋毁这场运动。17 此后，国际传播的控制原则和结构已经更多地依据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商业规则进行重构。信息传播问题已经在很大部分上被认定为是贸易事宜, 不折不扣地按照商业逻辑来操作。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制。在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的控制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根本上的重建。除了民族国家外，私营部门成员，主要是跨国电信公司不仅加入了这一组织，还获得了一系列与民族国家成员相同的权利。毫不奇怪，国际电信联盟这个70年代曾使美国在诸如直播卫星广播等问题上十分孤立的国际组织（美国曾是一次有关直播卫星广播的议案的唯一投票支持者）已为促进跨国公司利益而被重新建构了。瑟苏（Daya Thussu）对此评述道，今天，国际电信联盟 “游说各国废除禁止交叉拥有广播、有线电视，以及电信公司的结构性条例……还跟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和电信企业依据自身的利益而设定的议程后面亦步亦趋。”18 诚然，在1997年世贸组织关于基础电信服务的协议中，在电信被明确定义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对待的可交易的服务的同时，大众媒介和视听产品则依据“文化例外”原则被排除在世贸组织管理范围之外。这主要是由于其他有实力的西方国家，即北美的加拿大和通过欧盟组织起来的西欧国家，主要是法国在起作用。例如，加拿大在1989年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和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获得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工业的许可。然而，墨西哥就没有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寻求对文化的豁免，而且修改了宪法容许外资进入其媒介公司。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因为能够从开放了的传播产品贸易中获益最大，就希望确保“文化例外”条例不被用作一种普遍原则在世界是推广，尤其是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破坏视听领域的“文化例外” 原则的系统政策。这一政策旨在“阻止这一因被欧盟而决定的视听政策的扩散，更重要的是，阻止其成为被前苏联加盟国家在与之谈判时所采纳的模式，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美国投资者在视听领域占统治优势”。19 到最后，甚至加拿大的国家保护民族文化的能力在1999年也遭到痛击。在这一年的涉及美加杂志业的争议中，世贸组织作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裁决，认为加拿大对本国杂志业的保护措施度违背了全球贸易规则。20 2、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的侵蚀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作为既是传播提供者又是管理者的传统角色也被显著地削弱了。象席勒 (Dan Schiller)和莫斯柯讨论的那样，本国控制 (也即以民族国家为轴心来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 和公共服务 (也即“在公共决策中公民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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