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号召性或感召力,它从我们的教育与日常交流中消逝了。经典传统真正成为了列文森所讲的“博物遗存”了,[6]而且是完全被拒斥和批判、甚至连参观价值也不存在的博物遗存了。


  说起来,对于经典传统的这种拒斥,也是一种对于经典传统的解释态度。然而,从解释学的视角看,解释的依傍本来应当有两个:一是解释者对于解释文本的理解,二是解释者对于解释周遭环境的依违。两者本来是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的。这对于解释的有效性才有一种保障作用。但是,解释者的周遭环境对于解释者发生直接的支配作用时,则解释就完全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解释者周遭环境中的政治因素具有一种决定性质的时候,那么,解释者就完全陷入一种政治权力逻辑的运转旋涡而不能自主。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对于中国经典传统的排拒,就属于政治权力支配解释逻辑的结果。


  二、权力支配


  经典传统成为泄愤对象,处于一种尴尬的被拒斥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中国的后起现代化处境有关。因为现代化与现代性不是在传统中自生自发的,因此这种现代化格局使得经典传统被置于现代的对立面位置。同时,后起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动员,会由于政治的极端重要性,而急速地向政治中心化格局转化。从而强化着政治权力对于社会现代进程的绝对支配作用,造成现代化的政治中心化畸形局面。


  另一方面,则也与存在于从传统性到现代性变迁中的权力哲学有关。现代性变迁中的权力哲学问题,即权力对于现代性变迁的支配逻辑,乃是后起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具有高度政治权威和认同力度的政治领袖,形成与传统足以对峙的新权威。他们既代表现代性的政治力量,又代表现代性论说的文化霸权。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区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观察,情形就更为清晰明白:从权势者一方来看,他们对于自己现实政治抉择合理性一面有辩护的需要,对于失当的一面则有掩饰的需要。但是,不论是辩护还是掩饰,都毫无例外地以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作为坚强的后盾。这就锻造出政治强权与文化霸权高度结合的垄断权力形态。从臣服于权势者的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对于由权势者申述的某种观念,既有一种无法抗拒的乏力感,又有一种从外在屈服到内在认同的转变机制。当权势者习惯于从传统经典中寻找现实政治活动的某种支持理由、甚至辩护根据,而又在以研究传统为业的学者那里获得共鸣的时候,由此造成的借传统经典进行现实影射,带出的既遮蔽经典原意、又混淆现实情形的理解困境,就不言而喻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个隐晦现实,并将之转换为传统的共同点上。就此形成现实批判的普遍忌讳以及对于权力意欲的解释屈从。


  批林批孔作为一种思想与政治合一的社会运动,典型地证明了这种权力哲学的进路,也典型证明了权力机制与思想谋划在隐晦地处理现实问题,将之转变为传统的问题上具有的一致性。而冯友兰之写作《论孔丘》,则反映了权力对于思想家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思想家受到权力支配之后,将现实与传统置换的治史态度。


  正是由于新的威权结构在反传统基础上解说传统,以便建立新思想权威的需要,加上新的权威自认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而形成的普遍忌讳,所以冯友兰在五十年代以后得以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对于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从而为新威权建立思想垄断服务。这符合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现实忌讳方允许历史出场。对此,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当时的政治领袖的言论来证明,也可以根据思想家的自述来确认。根据冯友兰的自述,他对于孔子思想的解读与阐释,在五十年代以后,经历了两变:一变是相对于三十年代写作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对于孔子的赞赏性评价,1960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于孔子的有条件的称道。二变是针对《中国哲学史新编》,在七十年代写作《论孔丘》时对孔子的完全否定性解释与评价。这两变当然有冯友兰解释儒家经典的心态变化的内在因素,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当是政治气候的变化,犹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政治运动开展之时,他考虑到自己“一向是尊孔的”,“心情很紧张”,而“过去尊孔,那是因为我过去的立场反动,路线错误。”[7]于是,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引导之下,冯友兰一方面“极为感动”,另一方面积极地自我否定。先是写出文章对于自己的尊孔加以自我批判,而后在受到党报编辑鼓励的情况下,感到“鞭策”与“关怀”,决定领受“党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任务”。


  领受党的任务,就必须与党的要求保持完全的一致。于是,冯友兰将三十年代写作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自我定位“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进而将六十年代写作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定位为“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服务的”。而这种政治定位,又与他对于经典的思想学术解释联系在一起。冯友兰认为自己过去“颠倒历史”,就是“因为我过去在政治上走的就是以孔丘为首的那条复古、倒退路线,所以在哲学上我就宣场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中我就吹捧孔丘。我过去的阶级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站在这种立场上,用这种世界观观察社会的历史,那就非尊孔不可。”


  经过这番总结,冯友兰认定,一方面要记住政治领袖告诫知识分子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教诲,另一方面要解除经典传统、经典思想家“加于我的精神枷锁”、“肃清孔子思想在我头脑中的毒害”、“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再一方面,自觉认识到“尊孔与批孔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第一方面表明冯友兰对于政治权威的完全臣服,这使得他可以在政治权威的影响下彻底地、重新地解释思想史。第二方面则表明冯友兰已经作好了改变自己对于传统的原有评价的心理准备,思想世界处于一种可以填充已经显得空白的状态。第三方面进一步表明冯友兰已经开始习惯于从政治的进路,而不是学术的进路去理解思想史问题。因此,在政治风云变化的情况下,冯友兰完全具有了依据政治要求调节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的可能性了。这三者真是一种递次而进的关系:传统逐渐被现实掩盖起来,并成为现实可以随时差遣的对象。


  冯友兰的这类自陈,具有理解五十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采取“颠倒”“颠倒了的历史”的做法来对经典传统进行解读的思路之形成的原因。确实,面对新生的权力体系,与这一权力体系生长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的思想家,自然地会产生一种似乎矛盾而又相互关联的心理反应:一方面,他们在这种权力体系还表现出一种引导中国社会向现代性方向迈进的力量感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被新权力体系吸引的状态。为此,他们放弃自己以往对于经典传统的解释立场具有了某种自愿性。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一权力体系所附带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面前,又有一种乏力感。具备某种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合一的超级权威力量,常常使得从“旧社会”出来的思想家们兴叹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于自己过去限于以现代思想逻辑解读传统思想逻辑的书呆子的做法,会产生一种远离现实的距离感,他们即使对于那种传统的解读方式还有某种依恋,也抵挡不住对于新权威的依附感而产生出来的疗救自我的感觉,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旧说,而构造出与新权威要求一致的解释说辞。


  其实,这种情景的出现还不是在1949年以后。那批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弄潮儿,从国外回到处于现代性转型的中国后,就遭遇了国民党试图建立自己现代性权威的挤压。他们对于蒋介石及其幕僚的理论论说产生的倾慕之情,似乎已经可以证明他们放弃了西方氛围中习得的现代价值观念、制度信念、社会方式,转而讨好似的对应国民党权威人士的政治化学术论说。[8]就此而言,冯友兰后来坦陈自己三十年代写作的中国哲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