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全球性知识,指的是因为某种地方性知识在全球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中逐渐湮没,丧失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它自身已经没有从地方性知识演化为全球化知识的可能性,仅仅成为其他文化中人基于同情的理由进行描述、研究的对象。一方面,它被初具典范性的全球性知识所掩盖;另一方面,它是被绝对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它在文明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仅仅被列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的古典地方性文明文化体系。这类文明文化也是文明文化对话队伍的排列者。但是,它是一个特殊的排列者:其一,它没有与愿意研究它的西方研究者处于平等的位置,它仅仅是被西方人类学家描述为与西方文明文化相区别的独特文明文化,从而满足着研究者对于异质文明文化关注的兴趣。其二,它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被问话者。形象的说法就是由于这类文明文化已经死亡,它已经是“博物馆的遗存”①,它只能无言地向我们陈述它所代表的过去。其三,它在这种研究中诚然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具有某种全球性认知的特点,但是它绝对没有被人们所现实地推进的可能性。因为它仅仅具有增进人类学知识储备的研究意义,它的知识意义与它的知识限度是对等的。


  领导性的全球性知识,指的是某种源自特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在政治经济实力逻辑的基点上逐渐成为引领全球知识进步的文明文化体系。它之成为全球性的知识,一方面源自它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源自它的“现代性”,再一方面源自它的文明文化对话策略。实力原则是文明文化对话中强势弱势关系结构中人们最不愿意正视的问题。但是它之作为文明文化对话的现实基础是不能否认的。更为关键的是,文明文化对话的“西方ＶＳ非西方”的对局结构,正是由于西方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国家没有能够提供的“现代性”方案。专门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就正是在这一基点上将人类学视为研究原始民族的学问,将社会学视为研究现代社会活动的学问。这些基本信念,构成为西方国家现代学科分类的根据。循此途径,我们才不难理解像费孝通那样的后起现代国家的社会学家们为什么要着力提倡“社会人类学”的深层意愿———他们想打破人类学与社会学对于不同文明文化之作为研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门”学科研究对象的领域分化格局!也正是由于西方现代文明文化居于一个实力支撑加现代性支持的优势位置之上,所以它可以从容地设计文明文化对话的利益策略。它既不必在努力的追赶中陷入文明文化更新的焦灼状态,又不必要在实力不够的情形中单纯地诉诸软性的道义逻辑。实力的与观念的力量足以支持它在文明文化的对话过程中长期占据有利的位置。因为前者保证了它的对话到达率,后者保证了它的对话效用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真正的全球化知识,与其相异的文明文化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并接受它的巨大影响甚至制约。


  归纳起来讲,领导性的全球化知识的出现依赖于三个内在条件和三个外在条件。三个内在条件是三个统一:知识发生的地方性与知识传播的全球性的统一,知识结构的区域性与知识功能的全球性的统一,知识建构的民族性与知识扩散的全球性的统一。三个外在条件是三个强势状态的同时出现:一是经济强势状态,二是政治强势状态,三是文化强势状态。前者提供给它将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加以融会的根本基石,后者提供给它将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加以整合的现实条件。缺乏了这两个前提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地方性知识都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全球化知识,而只能成为满足人们了解地理意义上的这个全球上的不同文明文化的知识兴趣的表象上的全球化知识、实际上的地方性知识。这是冷峻的文明文化发展的历史理性所充分证明了的。


 


  四、文化间的平等对话:目标还是理想?


  由此可见,实际进行的文化对话,从来就是难以达到文明文化间的平等状态的。仅就此而言,文明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在目前驱使文明文化间对话足以展开的诸条件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不可能是现实的目标,而只能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理想。为什么说它目前仅仅只是一个理


 


  ①如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列文森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所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就是较为典型表述这种观点的著作。[8]


 


  想呢?这是由三个基本理由决定了的。第一,文明文化对话的主动方与被动方的分流化存在状态,既决定了处于原创性地位的主动方对于学习性被动方的优势心理,以及对话中后者反向学习的难度;又决定了处于需求对话的被动方(如奉行“单边主义”的西方国家)与急于对话的主动方(如奉行“多边主义”的非西方或西方国家),前者对于后者心理的漠视与淡然。第二,不同的文明文化间展开对话的理由是不一样的。或基于政治控制,或基于经济获利,或基于文化霸权;或基于政治抵抗,或基于经济自立,或基于文化自辩。在不同境遇中的文明文化,对于对话的基点、对话的领域、对话的问题针对性、对话的问题解决方式途径与方法、对话得失的计算等等问题的反应不同,也就对于对话采取或消极、或积极,或乐观、或悲观,或政治、或道义,或强制、或商谈的不同进路。对话的实际收效实在是难以逆料的事情。第三,不同文明文化间对话的仰赖机制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巨大差异、经济运行方式的天渊之别、文化传统的源流分疏等等,制约了对话所需要的商谈情景的出现。诸如像哈贝马斯那样设计的“理想的对话情景”[9]的现实性的匮缺,对话常常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今日联合国之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对话的场所所表现出来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①差可证明这一点。在一个国际社会还缺乏“民族—国家”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还依据的是实力加道义的对话原则处理相互关系的现状中,平等的对话仍然只是一个远期的愿景、近期的理想。


  假如文化对话仅仅是一个理想的话,那么文化对话的前景未免又太暗淡了。如果要乐观地看待这一问题,并做出有利于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性文化出现的预言,确实又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就起码的条件来看,需要分别满足三个内外部条件,平等的文明文化对话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性知识才有出现的可能。这些条件,就具有优先性的外部条件来讲,其一,现实的国际秩序是可以重构的。这意味着,老帝国主义的秩序结构与新帝国主义的秩序建构这种不平等的现代社会建制———最顽强地支持不平等的文明文化间对话关系的结构才可能终结。其二,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可以重建的。这意味着,不平等的南北经济关系可以走向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平等游戏阶段,资源的占有与享用的相对平等才促进人们思索平等之价值追求的意义。其三,现实的文化格局是可以打破的。这意味着,现代文化原创者的角色固定化与接受者的僵化结构是可以重构的。真正全球化的“现代”,推动真正一体化的“地球村”村落文化的形成。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说外部条件具有优先性,是因为,这三个条件发生作用的顺序是先于内在条件的,三者的依赖结构是紧密过内在条件的。也许人们会质疑这一外部条件先于或优于内部条件的说法的。因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其实对此可以有一个最简单明了的证明:地方性知识本来是具有自己发展的某种自足性的,它是可以修复自己发展中出现的某种耗损的。除非在外来文明文化的显示之下,表现出它在文化间比较时所有的某种不自足性,它才可以矫正自己发展的惯性,而逐渐走上一条修正的文明文化发展道路。现代化历史所划分出的原发内生与后发外生两类现代化国家的演进历程,或许是对此的一个有效证明。


  就内部条件来看,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强势文化的内在资源耗费逐渐衰竭。这意味着强势文明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支配惯性可以终结。而脱离支配惯性的全球性知识建构便可以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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