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当地方性知识处于收缩或扩张的不同处境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结构就不可能维持以往在地域化的情景中那种自然的平等关系,扩张性的文化结构就此具有了压制收缩性的文化结构的能量,文化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出现。


  由于自限于地域性发展的地方性知识,愈来愈具有某种人类学的考察对象限制,因此,在一个不同文化体系间广泛对话的时代,一个期望发展自己文化,以便取得文化发展契机的文化中人,优先需要考察的是从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化知识的状态。这种考察的要点有四个。


  其一,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性知识的扩展方式问题。这里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两种方式———按照扩展的态势来分,有刚性的与弹性的两种方式;按照扩展的凭借力量来分,有武力的与观念的两种方式。就前者而言,当地方性知识刚刚具有一种向其产生的地域外扩展的能


 


  ①对此中西方的著名学者都有直觉或自觉。如牟宗三著《圆善论》阐释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以为中国儒家哲学解决了康德不得不将世界二反的难题。而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也从二者的关联性上论证中国文化缺乏内在的紧张感,申述一种中国文化难以走向现代的见解。


 


  力的时候,它是具有某种侵略性的。否则,它就不可能进入它试图进入的那个地区的原生地方性知识的“地盘”之中。于是这种扩展具有的刚性特点便显露出来。它的扩展,绝对与当地原生的地方性知识的自愿无关。这中间既没有商谈的余地,也没有理想的对话情景。只有到了扩展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处于守势的地方性知识之间从刚性的政治经济“对话”走到文化的软性对话阶段时,扩展中的地方性知识向本土转换的问题才会出现,对话的弹性因此才有希望出现———扩展的地方性知识与收缩的地方性知识有一个相互尊重的可能。拿后者来讲,武力的扩展是地方性知识走向全球性知识的实力凭借。早期文明间的关联,与武力征服有密切关系。晚近文明间的关系同样不缺乏武力的介入。①武力也许是各种文明文化走到一起的现实动力。但是,只有观念的接触和互融,才足以推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尊重与理解。对话的基础只有扎根于后者,那也才能叫做“对话”,而不被称之为“征服”。


  其二,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性知识的基本态势———强势支配弱势。之所以会显示为强势支配逻辑,原因在于:文化间相遇时总有一种时间上的先在性问题,与空间上占据的优劣性差异。就前者而言,处于弱势或守势的文明文化,也总是处于保守的景况之中的。它的闭锁性就远比处于强势的或进取的文明文化要显著。后者与前者的相遇,总是后者主动的。相遇的时间先在性,就自然地被后者所占据。从强制的对话到对等的对话,也就总是后者占据主动权。从空间关系来看,现代之为现代,是一个“发现”现代或“制造”现代的文明文化体系提供特定意义上的“现代”的人类活动时段。西方文明文化就此具有了某种强势支配的理由,因为是西方文明文化凸显出“现代”特质的。②这是一个事实。西方先行的“现代”就为后起的“现代”奠定了一个学习的文明文化架构。只要你不拒绝现代,你就不能拒绝早已经摆开现代阵势的西方文明文化,尽管这种支配的道义性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其三,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性知识的两种处境———拒斥与接受。由于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性知识借助的是两种力量,即武力的与观念的,它势必产生或接受或拒斥的两种心理效应。这就是中西文明文化对话中出现“挑战—回应”立论、与“理智—情感”分离的根据。[7](第1-2章)对于后发外生的现代文明文化来讲,原发内生的西方现代文明文化所造成的挑战,使得前者的回应具有某种被迫性。有被迫性就有排斥性、抵抗性。面对“现代”,非西方国家理智上是愿意接受的,但是情感上是抵抗的。而西方人提供的“现代性”全球化知识具有的某种将西方与现代统合起来的架势,又使得源自西方的全球性知识自其扩展伊始就必然遭遇非西方的地方性知识的抵抗。起码,在文化心理上具有的对于自己传统的熟悉感也会驱使他们排斥自己所陌生的西方外来文化。


  其四,对于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性知识的两种心理反应———道义的与政治的。因为地方性知识的扩展多数是携带武力征服而具有某种被迫性,又因为文明文化间的接触与对话常常还只是人与人之间接触与对话的一个放大,人们通常都愿意在道义的视角看待文明文化间的对话问题。事实上,文明文化间由接触到对话的演变,遵循的是两种交叠在一起的逻辑规则


 


  ①②有学者专门将来源于西方地方性知识而又制约了后起现代国家发展进程的现代化称之为“西化”,将源于这种地方性知识,但是从中提取了理想型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全球性现代知识称之为“现代化”。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很勉强的。[6]如罗马对希腊。参见《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第十章。或如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第7、8编。[4]社会理论上的阐述可以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5]


 


  ———政治的规则与道义的规则。忽视前者就无法明确后者,仅仅期待后者就无法理解前者。问题是文明文化对话中的发生逻辑仰赖的,对于强势一方来说多半是政治的,对于弱势一方来说多半是道义的。对话的心理错位由此可以想见。而文明文化间对话的延续逻辑所依据的,对于强势一方来讲,多半是实力;对于弱势一方来讲,多半是同情。那些引发强势文明文化中人以同情的态度去观察、研究弱势文明文化,基本上是人类学的心境导致的。除开道义式的呼吁尊重弱势文明文化之外,他们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可见文明文化间展开对话的艰难。


 


  三、两种全球性知识


  文明文化间的对话,毕竟随着文明文化间的普遍接触和了解,在艰难地进行着。而且,这种接触与对话对于人类知晓具有广泛差异性的各种具体文明文化事实状态与基本处境,具有巨大的帮助作用;对于人类避免文明文化的彻底同质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明文化间的对话就此强于文明文化间的对抗。


  文明文化间的对话逐渐积累起对话的成就,支持文明文化间对话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也日渐增多,文明文化间的理解行动也相应具有其动力机制。全球性知识正是在其中寻找到了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深厚理由。但是,地方性文明文化间对话所形成的、基于某种具体的地方性知识基础之上的新型全球性知识,还不具有与其他原生的地方性文明文化在各自区域中具有的因闭锁产生的某种“平等性”。尽管这种平等性不是文明文化间互动形成的,因此具有某种虚拟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析。借助现代情景中形成的强势文明文化与弱势文明文化相形而立的格局兴起的“全球性知识”,一方面促进了文明文化间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文明文化间的不平等性。从前者来看,西方国家提供了使强势文明文化与弱势文明文化相遇的历史契机,尽管这种提供所依凭的是武力逻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背景中不同文明文化的相遇与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全球性知识,确实在这种扩张性的文明文化互动中得到成就。甚至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对于这种格局具有的某种接受心态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中国人曾经宣扬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戒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从后者来讲,源自西方的地方性知识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性知识,由于凭借的是武力逻辑和强势观念,并因此建立起文化霸权,进而建立起某种并没有各种地方性知识的国家载体与文化载体自愿接受的“文化对话”机制,它实际上加剧了文明文化间的对峙性与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仅就文明文化对话的结构上来看,便形成了显现这一不平等性的两种全球性知识体系———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与领导性的全球性知识。


  同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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