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乘德国侵略之际派军舰侵入了旅顺，此举正与德国的举措相呼应。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大力鼓吹“黄祸论”，号召欧洲联合起来对抗黄祸，虽然表面上是针对日本的，自然也包括中国，俄皇在这方面也积极支持德国。

自1898年俄国占领旅顺大连以后，张之洞越来越感觉到俄国的不可靠，认识到俄国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强援”，尽管俄国在志得意满之后示好于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证明了他这一认识的正确性。而此时的日本，经历“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迫于国际上的孤立，不得不韬光养晦，主动亲近、争取中国实力派人士的认可与接受，尤其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诱导张之洞等人，文化上的Vl号自然是中日“同文同种”。与此同时张之洞随着与日本方面交涉的深入，他的日本观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慢慢由情绪化地敌视日本进入第三阶段，即理性化地重视日本，而对于如何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的主张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张之洞自己对于日本的认识随着他的阅历增加而转变，毕竟张之洞相对来说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张之洞对日本态度的改变还和日本人改变与他交涉的方式密切相关。在汉口租借谈判、“沙市事件”处理中，张之洞充分感受到日本人的粗暴和淫威，但l897年ll月青岛事件以后，前来与张之洞见面的日本人，与以前来中国谈判的日本人代表动辄“以违旨大题要挟恫吓，种种无理”闭，吲5截然不同，表现得相当谦虚、谨慎。这种前倨后恭的改变，使张之洞感受到了日本人所谓的“善意”。

了解中国现实的张之洞，这一时期很重视日本，在文化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师日，甚至看似“亲日”。张之洞此时的联络日本不同于第一阶段，着重在种族方面，在结合黄种人对抗白种人，这也是德国“黄祸论”与日本人的“亚细亚主义”宣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之洞从“仇”到“亲日”的转变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时他受到了日本有关政治家的重视，也遇到了几个态度颇为谦虚、和蔼的使节，心理上得到安抚。

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时，尽管李鸿章主张请求俄国出头调解，并和俄国财政大臣联络，张之洞坚决反对，认为此时联俄不利，不仅难以得到俄国的支持，反而会引起英国美国的不满，主张积极联络和英国关系密切的日本，请求日本出面调停，策划“东南互保”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致驻日公使李盛铎的电文中表明了“中央”的主张：

今乱徒固不辨孰欧孰亚，各国亦莫分为匪为兵，惟日本深知中国情形，有共利。

这多半是出于种族的观点，而善于投机的日本此时也利用张之洞的这种心理，和他亲近，向中国示好。在《辛丑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张之洞密切联络日本，也从Et本那里得到了不少相关的情报，此亦说明张之洞外交方针的调整。

张之洞此时对俄国失望还在于俄国乘义和团运动之机霸占了中国东三省，张之洞对于俄国独霸东三省的企图是毫无怀疑的，尽管李鸿章依然迷信俄国。1900年以后张之洞在外交上“亲日”有在东北借Et本抵抗俄国的想法。在俄国强迫中国签订损害东三省主权的条约前后，张之洞极力活动日本、英国、美国，他在光绪二十七年eLY]二十四日在《俄约要盟贻害，请将东三省开门通商折》中提出的有关主张，显然是在与日本有关人士协商后的结果，期间他还收到“日本国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笃磨书函，并附陈措置东三省条议一册”，张之洞独自“详加察览”后，认为“其言深切垦至”。近卫笃磨送书函于张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国权益被俄国独自侵吞，虚情假意表示日本的好意。近卫在信中称俄国“其包藏异图实不可测”，“肆然逞其所欲为而不知厌”，其实日本也同样“包藏异图”，即要求日本在东北“一体均沾”，要求清政府“不得厚于甲而薄于己”。

《辛丑条约》签订后，关于赔款，张之洞主张在每年上半年筹足后交存上海的日本银行，他主动将此利益让与日本，“一则酬其助争俄约之功，一则作为中日共立银行，合作经营各项经济事业之始。显然在张之洞此时的思想中，已有一中日经济合作，共拒强俄的想法”。

东北的均势并未维持多久，l904年“日俄战争”爆发，l905年俄日两国达成和议，平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张之洞显然很关心这一事态的发展，关心中国和日本有关东北各省权益的交涉，关心日本是否及时归还中国东北权益，就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接到“袁宫保来电”，袁世凯曾这样答复他的询问：

宥电敬悉。目前有日本大议员平冈浩太郎由京来谒，言“该国民高博士会议，以东三省战事耗财

伤命，始渐规复。虑华政府力弱，不能保守，或再为俄据，议阻交还，暂代统治。并有议占福建者。

这显然是让张之洞伤心的答复，此时的张之洞应该认识了日本人的真实面目，张之洞显然没有忘记几年前和俄国的交涉，以及日本人的怂恿之词。从张之洞的有关文件看，他此后似乎并未过多关注此事，一心转向广九铁路、练兵等问题上，显然是对日本绝望，不想自寻烦恼了。

综观张之洞以上三个阶段提出的处理日俄问题的外交主张，尽管其一变再变，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