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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屈原《哀郢》不是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大将白起攻破郢都之时，而是作于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湘西之初。屈原为楚怀王客死秦国而抱怨楚国当权者是他遭“迁”的直接因素，而深层原因则是楚国保守派、亲秦派对于变法派、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哀郢》的中心思想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发忠而被谤、一心报国终遭弃的悲愤之情。《哀郢》叙及的“东迁”之地“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关键词]《哀郢》；创作时间；中心思想；流放原因；陵阳

[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0)01—0016—05

由于时代之久远和史料之阙如，历代学者对于屈原名作《哀郢》的创作时间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了各不相同的推测与解释。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提出两点：一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百姓离散，“此《哀郢》之所由作也”；二是秦军攻破郢都后，将郢都的罪人迁往东部，“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故屈原“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汪瑗之说影响颇大，清代学者王夫之、戴震等，当代学者郭沫若、游国恩、陈子展、蒋天枢、马茂元、金开诚等，都认可或基本认可这一观点，现行的《辞海》、《辞源》及多数注解本亦均沿袭此说。其实，此说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测，不足以令人信服。依据史籍和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哀郢》当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被“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兹考论如下：

一、《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首先，秦军不大可能将屈原列入“赦迁”的罪人之列。按汪瑗之说，白起攻下郢都之后，俘获了大量滞留郢都的楚国官民，然后赦免他们并将其迁往东方，屈原亦在“赦迁”之列。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多次作为使节前往齐国以促成合纵抗秦，是楚国抗秦派的领袖之一，当初秦相国张仪来郢都极力破坏楚齐联盟时，屈原进行过坚决斗争，秦国君臣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如果秦军真的俘获了屈原，屈原能轻易被赦免吗?说屈原被秦人“赦迁”东方，实不足信。

其次，屈原在郢都沦亡后不大可能再流放到湘西。学术界普遍认为《涉江》是屈原紧接着《哀郢》之后自叙流放路线的作品。《涉江》日：“乘黔船余上沅兮……朝发枉隋兮，夕宿辰阳。”沅水、枉睹、辰阳皆为湘西之地。然而，郢都沦亡之后屈原实无再去湘西的可能。《史记·楚世家》云：“(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白起列传》云：“后七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楚顷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从《史记》这两段记载看，白起首先攻占了离秦国最近的楚国西北部分地区即“西陵”(今湖北十堰、襄樊一带)，然后向东南攻占了楚国都城“郢”及周边地区，迫使楚国君臣逃到东北部靠近齐国的陈城，但精明的白起深知楚国东部地区十分辽阔，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贸然深入会遭到失败，于是“东至竟陵”(今湖北天门一带)便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转兵攻占楚国力量薄弱的巫郡、黔中郡等地以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古代巫郡、黔中郡相当于今天湘西、鄂西、重庆等区域。白起秦军以嗜杀闻名，湘西一片战火，而屈原偏偏“朝发枉睹”而“夕宿辰阳”却又只字不提湘西战事，岂非咄咄怪事?故秦军攻占郢都后，屈原不大可能有湘西之行。

再次，《哀郢》开头四句不能证明是描写郢都之沦亡。《哀郢》起首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是汪瑗、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认定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哀之，遂有其诗的主要依据。“震愆”，乃震动不安、遭灾受罪之意。而使百姓遭灾、亲人离散的原因有多种：或自然灾害，或流行疾病，或外来战争，或内部矛盾引起动乱，等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均认为《哀郢》的主旨是：“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即《哀郢》乃屈原遭放逐时哀念郢都而作。诚然，《哀郢》自叙忠心报国却遭弃逐的不幸遭遇，对郢都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对“谗人”的怨恨之情几乎占据了屈原心灵的全部。有学人指出，在郢都沦亡、百姓隆遭杀戮、楚国行将毁灭之时，再去刻意倾吐个人之恩怨而忘情国事，这显然“不合屈原的性格”罔。从屈原之人品和一贯的爱国思想行为看，这个分析合理。所以，说《哀郢》开头四句乃叙述郢都沦陷之悲未免失之武断。

又次，屈原自叙离开郢都的时间恰好证明了“郢都沦陷”说的不可信。诗中提到离郢的季节是“仲春”，即该年的第二个月；又说“甲之朝吾以行”，“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当年二月甲日是哪一天难以推算，诗言“方仲春”，应当在月中。从《史记》之《白起列传》、《楚世家》、《秦本纪》等传记看，白起是在楚顷襄王三十一年开始发起郢都战役的，即使从这一年的第一天算起，到二月中旬也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郢都为楚国都城，楚国君臣再昏聩无能也不会蠢到毫无设防。白起攻占郢都北部的鄢、邓五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夺取了水网密布、重兵卫护的郢都，而夺取郢都之后去攻占郢都周边的夷陵和竞陵等地时居然又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问，这可信吗?

由此可见，屈原《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二、《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关于屈原流放问题，学术界有“放逐一次”、“放逐两次”、“未被放逐”等多种争议。游国恩主张“放逐两次”：“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关典籍，此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应该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罚是“东迁”。

作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终被“迁”是有其必然性的。战国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曾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力除积弊，国力迅速增强，使“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旧的贵族势力便群起而攻之，乱箭射杀吴起并车裂其尸，使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就此流产。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政治积弊愈深：贵族横行不法，权臣结党营私，贪腐之风盛行等等，严重地阻滞了楚国之发展壮大。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则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之国，不仅对关东诸国频繁出击，而且把目光转向南方楚国，并在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对楚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历史从此进入合纵连横的攻防时代。

鉴于外有强秦威逼，内存政治积弊，楚怀王起用年轻的屈原主持改革。《离骚》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可见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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