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倪：“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足见亲秦派是以在国丧期间参与煽动民众闹事的不慈不孝的罪名来诬陷打击诗人的；“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亦见诗人遭“迁”之后其情绪之低落悲伤乃至于绝望。毫无疑问，《哀郢》流露出的思想情感绝不是国都沦亡之恨，而是被迫离开“终古之所居”的悲怆。

2．“东迁”、“陵阳”、“两东门”

《哀郢》自叙“东迁”路线：“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是从夏水出发进入汉水再顺流而下至夏口(今汉口)呢，还是顺长江东下至夏口呢?古今学者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人最初是向东“流亡”的，并已到过夏口之东(“背夏浦而西思兮”说明船已过了夏口)。

那么，屈原“东迁”的终点在哪里呢?《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哀郢》中歧义颇大的诗句。首先，对“陵阳”的解释不同。一种理解为“波浪”，如汪瑗《楚辞集解》：“此陵阳即阳侯也”，阳侯即波神。而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地名，如宋人洪兴祖、明人陆时雍、清人王夫之等等。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地名基础上首创“屈原放逐陵阳”说，认为诗人自叙“东迁”，而东迁目的地就是陵阳。他还说，《哀郢》所叙路线是“从郢至陵阳”，《涉江》所叙则是“从陵阳之溆浦”。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金开减等当代学者皆认同蒋骥的观点，只是在细节上存有差别。其次，对于“两东门”何所指看法有异。朱熹《楚辞集注》：“郢都东关有二门。”后人多从此说，而且持“郢都沦亡”说的学者们将“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两句作为立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两东门”非指郢都城门，如钱玉趾说：“《哀郢》‘两东门’是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这‘两东门’的荒芜是指这两座城市的荒芜。”

古今学者大多将“陵阳”视为屈原“东迁”之地应是合理的。但作为楚国之地名，“陵阳”究竟位于何处?则众说纷纭。蒋骥以为陵阳在郢都东一千六七百里外的安徽陵阳，即今安徽青阳，位于长江之南。赵逵夫怀疑陵阳不至于那么遥远，以为“当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欧潭生以为“陵阳应是指夏浦北边楚国的军事重镇，即河南信阳的楚王城”。此外，还有“湖南岳阳”等说法。

如何确定“陵阳”的方位，还是应该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依据。古人称山之南面、水之北面为“阳”，称山丘、大土山为“陵”，所谓“陵阳”当指山南之地，因此许多地方均可称“陵阳”。夏口之东便是今鄂东地区，大别山脉横亘于其东北部，许多大小不一的山丘向南延伸至长江北岸，屈原顺夏水、汉水下浮至夏口，在长江北岸一带逗留过，此“陵阳”应在汉水、长江以北临近江滨的某一区域。三国时曹魏大将文聘曾据守军事重镇石阳城，石阳城位于今武汉新洲区、黄冈团风县一带。此“石阳”与“陵阳”是否有渊源关系，不得而知。但将“陵阳”确定在鄂东江北地区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屈原紧接着在后文说“淼南渡之焉如”，说明屈原是站在陵阳江滨南望长江波涛的。诗人在《涉江》中自述南渡长江经过南岸的鄂渚(今湖北鄂州一带)从陆路前往洞庭湖，亦足见陵阳与鄂渚隔江相望，位于长江之北。楚王将屈原及其亲族迁徙至大别山地区，并将大批支持改革派的民众充军至此，是极有可能的。

由此可知，“两东门”应指陵阳的两东门。古代城镇通常分为里城、外城，均建有东门，“两东门”即指此，将“NNi´-J”解释为两座城市的东门或郢都的东关门，都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综合这几句诗来看，屈原很可能年轻时到过陵阳，这一次是故地重游。当他经过两东门离开陵阳城时，回首城垣，感慨万千，想不到这座当年巍峨繁华的古城如今竞如此破败，台阁丘墟，城门荒芜，真令人揪心。自怀王十七年秦国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将士以来，楚国在近二十年的战争中几乎次次惨败，无数将士战死沙场，国内军队、民夫被统治者抽调一空，致使大批城镇人烟稀少、破败荒芜，陵阳城当然不例外。诗人由陵阳的荒落景象联想到整个楚国即将残败没落的命运，不禁忧心如焚：“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可见，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哀郢》叙述离开郢都时是“仲春”，《涉江》叙述从陵阳前往湘西时则是“秋冬”，说明屈原在鄂东陵阳一带仅仅呆了大约半年就又被放逐湘西。这不难理解，因为此次“东迁”的流放者大多与郢都发生的政治事件有关，在顷襄王和以子兰为首的亲秦派们看来，屈原是危险分子，必须让他同支持他的亲族、战友和民众分离开来。于是，屈原便有了独放湘西的处罚。《涉江》所云“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邪恶的小人都被重用，而高洁之士却日益远离朝廷)正是诗人“东迁”之后又旋即被流放江南时悲愤不平情绪的流露。

3．“至今九年而不复”

《哀郢》：“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许多学者将“复”字理解为“返回”。金开诚等释此二诗句云：“时间快得似乎使人不能相信，我离开郢都至今已经九年了，却仍然不得返回。”[91 502蒋骥以为“九年”是屈原放逐到安徽陵阳并在那里生活已经有九年了。这实不可信。屈原放逐汉北和江南都留下了不少作品和传说，如果在安徽陵阳呆了漫长的九年，无论如何会在作品中留下安徽陵阳的足迹，可惜至今找不到。其实，诗中的“复”字不是“返回”而是“恢复”的意思。“九年而不复”是指长达九年的时间没有恢复其职务，从怀王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屈原被流放汉北到顷襄王四年再放时足足有九年，这期间屈原虽然被召回朝中，但一直遭到亲秦派阻挠而闲散无职，不能参与朝政。“忽”是“恍惚”，即迷糊、昏昧的意思。屈原这两句诗是说，君王(包括怀王和顷襄王)昏迷，被小人谗言所惑，始终对他不信任，以致九年来他一直被闲置不用，无法为国效力，“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屈原诗中表达“返回”意思的习用字是“反”字，仅《哀郢》一诗就用了三次：“何须臾而忘反”、“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如屈原想在此处表达“不得返回”的意思，依然会使用“反”字而不会突然变换一个“复”字。

总之，无论从历史背景看，还是从诗歌所流露的情感看，《哀郢》一诗当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旋即再放江南湘西之初，其中心内容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发忠而被谤、一心报国终遭弃的悲愤之情，客观地暴露了楚国君昏臣乱的黑暗现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和至死不忘故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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