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说，认为那是“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再次，他对仁义礼智作了阐释，“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其具体细目是“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这四者是治之本、道之用，不可偏废。最后他简单解释了“禹汤水旱”的缘由，特别是汤时的大旱是受夏桀行恶的影响，而“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得出了“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的结论［7］。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董仲舒和公孙弘并不是在同一次策试中脱颖而出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董仲舒的对策如果确定为建元元年尚可说得通，但是把公孙弘的对策和董仲舒的对策捏在一起，则显然与史实不符。

    三、简短的结论

以上我们叙述了文帝和武帝前期的策问和对策，总结起来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从考试的视角来说，文帝和武帝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从文帝十五年开始的皇帝亲自策试，开启了中国古代以考试成绩优劣选拔官吏的途径，经武帝时期天人三策的完善，遂为后世所继承，直到科举制度创立后，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一直沿用到清末。

    第二，从选拔人才的视角来说，西汉前期这种针对时政的策问，确实选拔出了高素质的人才，对西汉前期的政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晁错之建策削藩，董仲舒之建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孙弘之建策取信于民，对西汉的历史发展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来说，西汉时期这些学者的对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经过统治者的实施以后，变成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了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晁错的削藩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他确实抓住了帝制时代的政治脉搏，后世由于封藩与郡县之争而演化的种种斗争，给晁错的判断作了绝好的注脚。再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代的思想，他的“独尊儒术”建策，更为中华文化筑就了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堤防，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间社会，构成中华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显著特色。

    从这几点简单的认识中，我们感到西汉前期的策问和对策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的发掘和考究。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议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37－440．［2］［东汉］班固．汉书·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7．［3］［东汉］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90－2303．［4］［西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43．［5］［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6］［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7］［东汉］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13－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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