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礼作乐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则不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实行的是韩非那套学说，不以文德教训天下，“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官风已然如此，秦“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从事生产，群起为盗，秦又严刑峻法，“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个层面的时政问题，他称赞了汉武帝的做法是“尧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为“士素不厉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质不够。怎样培养士子的素质呢?就是要兴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的原因，都是由于“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另一方面是这些官吏的升迁都是“(累)［絫］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怎么解决呢?他提出了由“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对于所得到的贤士，“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可以实现三王和尧舜之治了。

    董仲舒的对策上奏之后，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三次策问:“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分析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可以看到主要的问题有三个:其一，天人之应的问题;其二，从唐虞到桀纣的历史总结问题;其三，“三王之教所祖不同”与“不易者道也”的矛盾问题。同时汉武帝还批判了对策者策论文“文采未极”、“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的缺点，要求答策者进一步说明。

    董仲舒于是又进行了第三次对策。他首先承认汉武帝的批判是对的，然后就汉武帝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关于武帝所问的“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提出天对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古代的圣人能够“法天而立道”，春生夏长，秋冬刑杀，“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以见人事之“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所以古代“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为德化，所以犯法者少，而当今之世废德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从理论的视角提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作为统治者就是要“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是受命于天的，贵于万物，所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故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关于武帝所问的“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他以积少成多、积小致巨的道理作了解说，指出“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他特别强调:“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这就是唐虞之所以留下美名而桀纣给后人留下教训的道理，“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关于武帝所问的“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他提出了著名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认为道是万世无弊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道之失也”，即在实现道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为了补偏救弊而有相应的变化，这是时代的问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从现实的问题来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他对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可是让他这个学者来论政事之得失，那不妥，“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但是他并未就此为止，他又提出了感到奇怪的问题:现在的天下和古代的天下是一样的，“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他对此的解说是身居高位的官吏们“与民争利”，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由此而造成老百姓的日益贫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这篇对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策:“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至于公孙弘的对策，《汉书》明确记载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这一年武帝再次“徵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了公孙弘。史载:“上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这段策问从内容上来看倒是和前述《武帝本纪》的意思相近，在这次对策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这成为公孙弘日后发达的开端。公孙弘的对策也是针对武帝的问而答的，首先他分析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的缘故在于统治者有“信”，所谓“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那么怎么做才能有信呢?他提出八条: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其次，他对武帝所推崇的上古治世之成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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