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与今天通用的“文学”概念相同，这标志着那个时代“文学”范畴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三、“文学”范畴意识的觉醒
    近世以后，一部分以文学语言艺术为业的学人，逐步产生了文学类别的意识。津阪东阳（1767-1825年）在《夜航余话》中明确指出：和歌、俳谐虽然与汉诗在表现方式等方面有所差别，但是它们没有尊卑之分，同属于“诗歌”范畴。他对松尾芭蕉（1644-1694年）把汉诗唱和的方法运用于连歌创作大加赞赏[10]139与谢芜村（1716-1783年）也主张“俳谐尚用俗语而脱俗”，在方法上与诗相通[11]。芜村试图在“用俗”与“脱俗”的层面上，把作为“文学”传统的“雅”和“俗”对立秩序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在儒生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就是经学与诗学相结合的产物，传承于中国的雅的世界才是“文学”，与此相对，日本的和歌和平安时代的物语都是“俗”的游戏世界。
    德川时代小说范畴意识也有所萌发。曲亭马琴(1767-1848年）在《近世物之本江户作者部类》中强调：“赤本、洒落本、中本、读本虽各有所差，然戏墨则一。”这就是比较鲜明的“部类”——戏作的范畴意识。其后，马琴亦有《和汉小说目录》与《近来戏作者变态沿革》等著述。《目录》的“和”部为《读本类书名抄》，“汉”部为《唐山稗史类书名抄》；“变态沿革”也就是“演变史”。可见，在马琴看来，小说等于读本类（日本）、稗史类（中国）。小说这一概念已经开始流通了[10]246。并且，马琴还有意识地把“物之本”的范畴意识延伸到对历史传统的表述：“所谓近世物之本，系物语草纸类（读本），应称之为物语之本。”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10]289他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读本的源头在于平安时代的物语。
    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有所萌发，知识界试图摆脱儒学的束缚，在神道教的思想中寻找与儒、佛不同的东西。在这种大的思潮中，研究日本古典也蔚然成风。契冲（1640-1701年）的《万叶集》和《古今集》研究、贺茂真渊（1697-1769年）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研究都成就斐然，时称“国学”。本居宣长（1730-1801年）在研究《源氏物语》的《紫文要领》中旗帜鲜明地向儒佛发难：“儒有儒立足之本意，佛有佛立足之本意，物语有物语立足之本意。以此强证之于彼，必为附会之说。以和歌、物语立足之本意说是，才是正说。”[12]也就是说，和歌、物语的“本意”是“合人情之真情”，这与儒教的“灭人欲、存天理”是格格不入的；儒佛说教的是道德，和歌、物语所表达的是“文学”。可见，虽然此期“文学”概念还没有近代语言艺术的意味，但是本居宣长的思维方式已经比此前有了极大的飞跃，能够自觉地把“和歌”、“物语”等文学的“本意”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区分开来，实在是“文学”的一大进步，也标志着日本“文学”真正开始觉醒了。
    总之，日本古代没有产生近代欧美文学意义上的“文学”的范畴意识。在西方的“Literature”传入日本之前，创作与读书阶层长期拘泥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以一般学问、尤其是儒学以及“文章”之学为“文学”的全部，而忽视了对真正的“文学”范畴的研究，从而长期把和歌、俳谐（俳句）、净琉璃、歌舞伎和戏作等排除在“文学”之外。但是，近世以后，随着文学者文学范畴意识的不断强化，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江村北海《日本诗史》把“文”“学”对举，发现了“五山文学”的历史传承；从芭蕉的连歌，人们发现了俳谐与汉诗可以并驾齐驱的关键之所在；从对戏作的综合认识，马琴发现了小说这一文学类别的基本构成；本居宣长自觉地把“和歌”、“物语”与儒佛的道德区分开来，标志着日本“文学”的一大进步。这些无疑都为日本近代接受西方的“Literature”概念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收稿日期］200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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