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一、批判佛教运动的回顾
    批判佛教的发展轨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批判佛教”的酝酿和成立时期；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是“批判佛教”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以及日本国内外对此做出回应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佛教界对“批判佛教”运动的反思和总结时期。
    “批判佛教”最初引起日本佛教学界的瞩目，可以追溯到1985年松本史郎在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上发表“如来藏不是佛教”①的论文。翌年此文在该会的会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上发表，在学界引起一定关注。1989年，松本出版《缘起与空》一书，对他的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在松本看来佛教的根本原理是无我说和缘起说，而如来藏等思想都是想定某种实体存在的基体说，因为他们背离了佛教的原理，所以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而如来藏和佛性思想构成整个东亚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所以松本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
    与松本史郎集中从学理层面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不同，“批判佛教”的另一旗手袴谷宪昭教授则是从社会批判的层面入手展开对佛教的批判研究的。他的“批判佛教”思想源于它对曹洞宗内部的歧视问题的思考，1985年，袴谷发表《关于产生歧视现象的思想背景的思考》②一文，提出佛教中的歧视现象的理论基础是本觉思想，并由此展开对本觉思想的批判。1989年，袴谷出版《本觉思想批判》③一书，对自己的基本立场做了系统阐释，翌年出版《批判佛教》④一书，明确声称“佛教即批判”、“只有批判的才是佛教”。“批判佛教”一词源于“批判哲学”，而“批判哲学”是17世纪意大利主张“场所哲学”的哲学家维柯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称呼。由此可以看出，袴谷的学术旨趣就是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重视直觉、否定语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佛教思想和佛教流派展开批判。
    对松本与袴谷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和论述，相对保守的日本佛教学术界最初并没有做出回应。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学者对他们追求轰动效果的立论方式不满，认为它破坏了日本主流学界价值中立、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风格。同时他们将佛教的批判与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诸如宗派内的歧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等联系起来的论法，也引起主流学界的拒斥反应。如1991年出版、日本佛教史研究专家浅井圆道所编《本觉思想的源流与发展》一书在参考文献中没有提到松本史郎的上述著作，而袴谷的著作虽然出现在参考文献中，但在正文几乎没有涉及。而1998年出版、天台思想研究专家大久保良峻所著的《天台教学与本觉思想》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松本与袴谷的相关研究。这种状况在90年代中期有所改变。高崎直道于1994在《佛教学》杂志上发表《最近十年的佛教学》⑤一文，以很大篇幅集中讨论了“批判佛教”的问题。这标志着日本主流佛教学界开始从正面关注这一问题。高崎直道当时担任日本佛教思想学会会长，以研究如来藏思想而知名于世。他对“批判佛教”的评价是负面的，如“当笔者听到‘如来藏不是佛教’，就想起日莲的四个格言，于是判断它不是学术讨论的话题”、“在研究讨论的场合宣传自己的信仰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虽然高崎从日本传统的实证主义的学术立场对“批判佛教”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性文章出现本身说明“批判佛教”引起了主流学者的关注、进入了学术界的主流话题。
    “批判佛教”在进入日本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前，首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引起关注。在1993年的美国宗教学会上专门设立了“批判佛教”分会，在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1997年由杰米·霍巴德与保罗·史万森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修剪菩提树》⑥收录了松本、袴谷等人的论文，反映了90年代初期论争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立场。
    在这一时期，松本和袴谷各自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新的发挥和拓展，松本与袴谷原本都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受到过严格的梵文和藏文等语言学训练，主要从事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特别是唯识思想的研究。在松本提出如来藏说对缘起说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后，二人将这一原理运用到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的研究中，在多个领域展开了“批判”。袴谷出版了《道元与佛教》⑦，认为反映道元后期思想的十二卷本《正法眼藏》是彻底反本觉思想的，应该得到高度评价。1998年出版的《法然与明惠》⑧，从批判佛教的立场对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法然和明惠做了新的阐释。松本出版了《禅思想的批判研究》⑨、《道元思想论》⑩，批判锋芒涵盖中国禅宗和日本禅宗，如明确指出临济语录中的“无位真人”与佛教所否定的“阿特曼”相似等。
    与此同时，在日本佛教界内部也出现了“批判佛教”的响应者，如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的伊藤隆寿教授于1992年出版了《中国佛教的批判研究》(11)。在此书中，作者认为中国佛教者一直是通过作为“道-理哲学”的老庄思想的媒介来理解印度佛教的，而“道”和“理”作为根源性实在与佛教的缘起说是相对立的。石井修道的《道元禅的成立史的研究》(12)的基本立场也与“批判佛教”相接近。另外，德国学者Pǒrtner Heise在Die Philosophie Japans(Krǒner、1995)　一书中力图从欧洲的文化立场把握日本的思想，此书的结论认为日本哲学的特征可以用“场所哲学”来概括。这一结论与袴谷将日本本土的本觉思想规定为“场所哲学”不谋而合。在“批判佛教”的思想冲击之下，一时陷入停滞的日本佛教史、特别是日本中世天台本觉思想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如镜岛元隆、铃木格禅合编出版了《十二卷本〈正眼法藏〉的诸问题》(13)，从与本觉思想的关系角度，重新考察历来被忽视的道元的十二卷本《正眼法藏》。《周刊佛教时报》从1998年4月开始开设了“日本佛教与本觉思想”的专栏，邀请末木文美士教授等九位学者就此发表意见。鲁本·哈比特(Ruben　Habito)出版的英文著作《本觉与中世日本佛教的转型》(14)，在日本得到很高评价。另外，原本已经有相对固定解释的原始佛教根本概念、大乘佛教的起源、空的解释、如来藏·佛性的思想史定位等，都得到重新关注和讨论。应该说，比之“批判佛教”的结论，“批判佛教”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对推动日本佛教学的发展意义更加重大。
    不过在如何评价和定位“批判佛教”的问题上日本学界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最早对“批判佛教”提出批判的是津田真一。他在1988年发表的《从〈般若经〉到〈华严经〉》(15)一文中，从独自的密教立场出发对“批判佛教”进行了反驳。而驹泽大学佛教学部教授、华严学研究专家吉津宜英在《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新动向》(16)中，从“研究对象问题”、“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研究方法问题”三个方面对“批判佛教”进行了严厉批判。吉津认为真正建设性的佛教学研究方法应该是思想史研究方法，即将实证性的佛教学与主体性的宗学相结合，将研究对象置于现代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任何纯客观的文献学研究或“批判佛教”那样的主观性的研究都不能对现实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相对于这种激烈的批判意见，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教授的回应则相对温和得多。末木从日本现代思想史的视角对“批判佛教”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在《批判佛教提出的问题》(17)一文中，末木教授对松本教授的“基体说”，袴谷教授的“本觉说”都表示了异议，但与高崎直道等人的全盘否定态度不同，末木更强调“批判佛教”的积极意义。“批判佛教”的学说，特别是袴谷的“批判佛教”是结合对佛教界内部及社会上的不平等问题、权威主义、日本主义(18)的批判而展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末木教授认为“批判佛教”的思潮可以说是“迟来的现代主义”、“迟来的左翼”。这里的“迟来的”并不是挪谕而是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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