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摘　要：理查德·霍加特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识字的用途》一书通常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民族志研究；并且这本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界限，具有文学批评和社会学的一些特征。霍加特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后一代的学者并且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关键词：霍加特；民族志；文学批评；社会学；跨学科

  Abstract:Richard Hoggart is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whose masterpiece The Uses of Literacy is considered as the fruits ofethnographic study in the Leeds communit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Moreover,this book works across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boundary,because it ischaracterized with some trait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ociology.Hoggart’s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has an in-depth impact on the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latter scholars.

Keywords:Hoggart;ethnography;literary criticism;sociology;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理查德·霍加特是英国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同时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经典著作《识字的用途》一书开创了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新局面，并为通俗文化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理查德·霍加特既具有从文化文明传统继承而来的精英意识，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人阶级文化倡导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他的《识字的用途》通常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民族志研究；并且这本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界限，具有文学批评和社会学的一些特征。霍加特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后一代的学者和整个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作为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理查德·霍加特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分析上，而且体现于他对文化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示范性的作用。在《相对主义的专制》一书中，霍加特说道，“文化研究使用了很多理论，但它不是一门学科；它是一个研究领域，其他相关的学科对这个研究领域有着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研究等等”[1](p173)。众所周知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但是事实上民族志学，文学批评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先来回顾一下理查德·霍加特创立CCCS的这段历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正如汤姆·斯蒂尔所说，“CCCS的建立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2](p118)。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这个中心的前身就是伯明翰大学的英文系。中心的建立让文化研究开始走上制度化的道路，同时也对一些从事文学批评和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霍加特看来，中心的工作大致涉及到了三个方面：历史和哲学；社会学以及最重要的方面文学批评[3](p255)。综合这三个方面，才能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全面地理解大众文化。即是说，想要研究大众文化，人们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当代的意识和文学批评的方法。最初，霍加特在宣布中心成立的时候，他就说过文化研究超越了所谓的学科范畴。霍加特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社会学系负责人的来信，警告他不要“假装研究社会学”[4](p76)。在二十世纪90年代早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文化研究系，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系却是社会学学院下面的一个分支。从这段早期的历史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并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和社会学以及文学批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多学者把《识字的用途》一书看作是霍加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利兹地区的民族志研究。约翰·科勒曾说过《识字的用途》一书最具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它的民族志特色[5](p141)。所谓的民族志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又译人种学，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研究。

    民族志的方法试图进入一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内部，“自内而外”来展示意义和行为的说明。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书籍，从形式上来看，《识字的用途》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著作，当然，这一点与霍加特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在前半部分“‘旧式’的秩序”中，霍加特回顾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和亲身体验。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北部工业区，工人阶级的生活呈现出健康，和谐的氛围。霍加特用平实的语言对工人阶级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是他笔下的重点。霍加特认为，这些日常生活实际上都是文化的真实表达，它们反映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理想，并且说明他们已经形成了身份认同，作为有机的整体参与到现实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这本书的语言朴实而生动，各个阶层的读者都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而这一点恰恰是民族志研究的特色所在。

    除去民族志特色，《识字的用途》一书中的文学批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在一次采访中，霍加特说道，“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就是李维斯式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也适用于研究大众文化”[5](p145)。

    事实上是，深受文学批评家F.R.李维斯的影响，霍加特在研究大众文化的时候，总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使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所谓文学批评的方法，就是使用一些相关的理论，把一切文化现象当作文本来分析和阐释。《识字的用途》一书中多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这一点也得到了格雷姆·特纳的赞同[6](p38)。在书的后半部分“屈服于新文化”中，霍加特对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新文化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他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奶吧(milk bar)为例，抨击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认为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享乐主义，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化。霍加特说道，“大部分顾客是15岁到20岁的男孩子，他们投币到电唱机里。男孩子们的衣着，发型以及他们的面部表情都在很大程度上显示着他们生活在一个神话的世界里，他们过的是一种美国式的生活……与角落里的酒吧相比，这是一个黯淡的世界，充斥了精神上的腐朽[7](p203-04)。霍加特把这一文化现象当做文本来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的确是比引用枯燥的理论要有趣得多。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研究当代流行文化的目的就是扩展英语文学的范围[8](p93)。

    《识字的用途》一书的确是文学批评的产物，但同时这书涉及到的内容又和社会学有一定的联系。读者不难发现，《识字的用途》一书的题材很广泛，工人阶级，大众传媒，消费主义以及青年问题等话题都在书中有所涉及，并且这些话题基本上都和社会变化紧密相关。而社会变化则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围之一。读者也许在这本书里不会发现传统的社会学色彩，但是笔者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的话题和社会学息息相关。在从文学研究过渡到文化研究的时候，霍加特意识到了社会学的重要性。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时的就职演讲时，霍加特坦承道社会学的东西在研究当代文化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即使社会学的价值是有限的[9]。从严格意义上讲，《识字的用途》并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因为它缺乏相关的理论，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社会学的相关内容，甚至他比同时代的人走地更远。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霍加特就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以及妇女问题，这是和他同时代的人鲜于关注的话题。比《识字的用途》一书早一年出版的社会学书籍Coal is Our Life:an Analysis of a Yorkshire Mining Community(《煤炭就是我们的生活：约克郡煤炭社区分析报告》)里，它的研究对象是煤炭，俱乐部和工会，没有涉及到女性。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霍加特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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