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两国建交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到1993年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且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中澳经贸关系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乔纳森·尤格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由9位作者合作的书——《中国的民族主义》（1996年），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情况下，保持政权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族骄傲的核心理念，民族主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提倡。
　　科林·麦克凯拉斯是澳大利亚格里夫兹大学从事近代亚洲研究的教授。他在1989年著有《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注：Western Images of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本书有三个部分：一是1949年到现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二是从过去到1949年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三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的麦克尔·盛著有《毛与斯大林：对手还是同志？》一书。著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公布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因此有必要对1950年以前的中苏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新的史料，作者认为，1935年至1950年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友好得多，斯大林与毛泽东是革命同志而不是对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意见是响应的，斯大林对这期间中共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如，1945年8月21日，中共改变了于8月20日作出的占领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计划，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一改前一段时间对蒋介石邀请其到重庆和平谈判的消极态度，宣布他要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政策的改变是由于1945年8月20、22日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中共另一次重大政策的转变是1945年9月14日。由于苏联特使的延安之行，使中共改变了其南下发展战略为北上东北的发展战略（注：China Quaterly,1992,Vol,129.）。
　　加拿大的三位学者迈克尔·弗罗利克、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和林达·赫什科维茨，他们各自研究的都是同一类题目，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探讨的是地区内的发展和不平等问题，著有《中国的地区发展：趋势与含义》（1994年）。迈克尔·弗罗利克则关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著有《中国的第二次发展浪潮：长江地区》（1994年）。林达·赫什科维茨研究城市化趋势，著有《中国的地区变化：多维城市》（1995年）。因为他们的文章是为政府官员而作，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原创性的。
　　法国的毕仰高等人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著有《近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注：Lucien Bianco,Brian Hook,Kuan Hsin-chi,Gilbert Rozmar.,Tony Saich,Tanaka Kyoko,Jonathan Unger ang Ezra F.Vogel,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Tokyo: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The toyo Bunko,1994.)(The China Quaterly,1995,Vol,143.)）。这本书对日本、北欧、法国、英国、美国等的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虽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各有各的研究特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对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中苏分裂以及早期的冷战对苏联和美国的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和研究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3年德国也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毛泽东》（1995年）。魏格林在他的《古为今用》一书中，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角度对1945年来中共党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情况作了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一书（上卷，1989年版）是法国和德国学者合作而成。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两国学者向以往西方研究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些权威性的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在论及1919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开端时，不能再局限于周策纵论五四运动的著作；论及无产阶级罢工斗争时，不能只局限在谢诺关于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的论著上；在论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时，也不能仅局限于史华茨的著作。
　　1990年在荷兰莱顿和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讨会，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编辑出版这一研讨会的论文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观点》（1995年）。
　　本论文集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进行编辑。第一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以前的历史的；第二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至1937年农村土地革命的，这一部分原来关注得较少。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战争年代的论文。本书作者使用了较多新资料，但是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张永荫（音译）撰写了《1949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一书，分析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博米·罗伊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在其所著的《中国的外交政策》（1998年）一书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的前景等进行了理论阐述。
　　关于当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是目前的研究主流，主要研究重要人物以及中外关系，有关研究成果的信息均刊登在上述提到的三份有国际影响的刊物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加拿大的《近代中国》和英国的《中国季刊》。
　　人物研究分两种形式：一类是《中国季刊》，请一些学者对近年逝世的知名中国学专家进行评价，其中与中共党史研究有关的人有，如第154期的戈登·怀特、第160期的邹谠，第158期的许华茨等人，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中国问题，出版过有相当影响的著作。
　　另一类是关于人物研究论著，有里贝卡·斯蒂芬特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1996年）。阿尔宾·麦克尔编辑的《江青传》，塞夸康·邵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基础》（1996年）。
　　关于中外关系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安尼·程的《越共与中共关系与第二次印支冲突1956-1962》（1997年）。赵纶盛（音译）的《演绎中国外交政策》（1996年）。丹尼·罗伊的《中国的对外关系》（1998年）一书，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关系的理论体系。
　　　　四、从分析各国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了解外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并将关注的视角从美俄日三国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目的是更好地、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因此，我们要对这一工作给予重视。在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和辨伪，在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时注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谬误之处取严肃的批评态度，做必要的有理有据的批驳。
　　　　（一）继续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
　　应当指出，从借鉴外国政党兴衰经验教训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和评介工作，特别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是关于经济和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然而，也应该看到，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如何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论界能否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西方学者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其观点并不都是客观的，我们的研究成果凝聚了许多人的研究心得，应成为评价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经验是可行的，外国的学者也是承认的。我们应关注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