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者评越南的当代中国研究，荷兰学者评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丹麦学者评北欧的当代中国研究，日本学者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
　　三是中美关系、中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作用。其中中美关系仍是研究热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代表学者，出版和再版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专著。
　　　　（一）英国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格利格尔·本顿是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著有《1937-1938年新四军的创建》（1991年）、《1934-1938年中国红军在南方的战争》（1992年）、《中国的托洛斯基与民主》（1992年）、《陈独秀与中国的托洛斯基》（1994年）、《中共在华北、华中抗战比较(1937-1945)》（1996年）、《中国的城市革命：1921-1952年中国托洛斯基历史探索》（1996年），他还翻译了反映1925-1950年中共工人运动缩影的人物传记《郑超麟回忆录》。
　　英国的弗里德里克·李顿运用了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多国的档案，并同时使用上海工部局的卷宗和原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撰文详细地叙述了牛兰事件的全过程。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工作人员，他和夫人汪得莉于1931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作者对牛兰所负责的工作职责、共产国际远东部在上海的活动、牛兰夫妇的身份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上文所提到的英国《中国季刊》主编沈大卫（1991-1996年任主编）是英国中国学研究的著名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问题、美亚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有关亚洲安全问题。1993年沈大卫编辑出版了《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该书汇集了18位中国学研究者从多个侧面分析介绍的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情况。1994年沈大卫与薄宾森（音译）合编了《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要从高起点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并指出，需要对中国对外政策做进一步多方面研究：如应从交叉研究、思想概念与实践、全球事务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政策比较等，力争做全方位的综合研究。1995年他又将曾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过的、影响较好的评述邓小平的文章汇成文集出版，名为《邓小平：中国政治家的形象》一书，内容涉及邓小平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邓小平的早期生涯，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的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作为革命战士的邓小平等方面。随后他又撰写以及与他人合作编辑出版了《1949-1995年的中欧关系》（1996年）、《中国读本：改革年代》（1999年）和《近代中国政府》（2000年）等著作。
　　施拉姆领衔主持了一项题为《中国的国家制度》的长期研究课题，得到了欧洲基金会的资助，将对中国国家制度、历史发展和现行结构进行评析，并最终形成一部两卷本的著作。
　　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斯著有《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注：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London:Hamilton,1993.）一书，认为邓小平把政治上的保守与经济上的激进结合起来。
　　罗伯特·本尼威克和保罗·威格罗弗编辑出版《九十年代的中国》（1995年）一书。这本书由英国的21位作者利用普通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来的。主要向学生和读者介绍中国90年代的发展和变化情况。罗伯特·本尼威克分析了1989年的风波。他不仅分析了学生的游行情况，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定方面的考虑。他认为，从国家角度来考虑，中国共产党被赋予维持国家内部稳定和防御外来威胁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目前的重点是维持政治稳定，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经济改革，并试图奠定经济发展的合法政治基础。
　　　　（二）澳大利亚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克·奈特与阿尔夫·德里克、保罗·希利联合编辑出版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评析》一书（注：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New Jersey,1997.）。这是一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不一定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中的主流派所作，这些论文的观点基本上与以往的左派与保守派都不同。
　　主编者认为，1993年中国大陆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现了一股关注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毛泽东热”。从最表面的各种像章、张贴画，到各种诗歌、回忆录和学术讨论，这些纪念活动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含义。编者认为，虽然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官方的评价，但是随着有关文件的不断公布，有关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直在进行，而且会有许多不同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是多样化的，他的影响也在走向全球化。由于多样化，人们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生平以及他的各种政策等的评价就不会停止在一些特定的结论上。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有左派，也有保守派，他们各持各的观点，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客观。编者在本书的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中一些主要派别代表人物、观点和主张，并进行了评价。
　　本书所收录的其他13篇文章的观点，都是比较“左”，或者比较激进的，编者希望从这些比较激进的观点中重新评价毛泽东以及他的一些活动。编者认为这些文章有一些创新的研究方法，比如，罗宪·普拉斯奈克采用社会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毛泽东有关妇女的思想和政策，理查德·约翰逊采用后结构主义分析毛泽东思想，而阿尔夫·德里克则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的文献。并对传统的要进行毛泽东研究，就要进行中国研究，要进行中国研究，就要学习中国语言的模式进行质疑。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主要介绍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特点，并对其中的一些主要派别、代表人物、观点和主张进行了评价；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三部分，专门讨论了全球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与影响，特别是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在南美、印度、越南、日本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弗雷德里克·泰韦斯比较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问题。英国的《研究与学习》1995年第10期刊登了他的文章，分析中共七大毛泽东领导权的形成及围绕此变化的中央内部的权力变化的问题，泰韦斯的研究特点是强调权力论观点。他所著的《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从王明归来七大的召开》（1994年），这是作者利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资料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在党内享有最高威信，除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外，还有党内制度如共产国际、党内安全机构和军队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事实上共产国际的行动和影响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作者指出，精明的毛泽东知道从列宁主义向具有个人魅力领导人领导的党的转变，要得到已经存在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构架和程序的支持，要得到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要得到莫斯科的重要支持。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还与孙华仁（音译）合作出版了《中国的灾难之路：1955-1959年毛、中央政治家和省级领导层与大跃进的出现》（1999年）一书。该书由四个部分构成，探讨了“大跃进”的起源，以及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机制。作者认为，“大跃进”的出现是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毛泽东、中央领导层、政府的关键部门如国家计委、商业部和财政部以及省级和地方官员等，对“大跃进”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责任。
　　加雷思·埃文斯和布鲁斯·格兰特编辑的《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一书中，分析了澳大利亚由于参与美国冷战期间打中国牌，使中国市场未能全方位对澳开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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