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统一反对第三者的情况下，自然是相互配合的大规模的经营。这两种对立即开辟又（暂时）结束自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前景。

　　2.或者在自主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劳动效益的分配。这种分配可能是：

　　a）在他治的、然而是自主的、以一种协议的或强加的制度为取向的个体经济之间的劳动效益的专门化或者分类化。这种制度在实质上又可能是：

　　1.以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需求为取向，即或者：

　　1）以一个领主的家庭预算的需求（古希腊家族的劳动效益分配为取向），或者

　　2）以地主的赢利经济为取向；

　　2.以一个生产合作社团体成员的需求为取向（团体经济的劳动效益分配），即从经济上看，或者

　　1）以家庭的预算为取向，或者

　　2）以赢利经济为取向。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团体的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I仅仅是（实质上）经济调节性质的，或者

　　II同时是经济团体，-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

　　b）在实质上仅仅以利害关系，而形式上仅仅以一个维持秩序的团体的制度（第二章第（5）节d）为取向的自主的和自治的各种经济之间，还存在着流通经济的劳动效益的专门化。

　　1.说明情I的类型，即仅仅调节经济的团体，具有2（合作社团体）和1）（家族预算）的性质：印度的乡村手工业（企业）；说明情况II，即经济团体，具有1（地主的家庭预算）性质：把王公的或者领主的或者农奴主的家庭预算的需求（或者：王公诸侯在政治上的需求）摊派给臣民、佃农、隶农或者奴隶，或者农村雇农，或者要缴纳社区捐赋（见下文）的农村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这原本在全世界都存在过。在情况1中的缴纳手工劳动效益，仅仅是经济调节性质的（1），例如往往是根据领主的司法权提供的手工劳务，和在情况2中，根据城市的司法权所提供的手工业劳务，也是经济调节性质的（只要它们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不是追随物质的，而仅仅是追随财政的目的）。以赢利经济为取向的[情况a），1，2]，：家庭工业的劳动效益分派给各个家庭。

　　情况II中的a），2，2）类型，是在某些很古老的小工业中强加的劳动效益专门化的种种例子。在索林根的冶金工业中，原来存在着生产合作社协议的劳动效益专门化，只是到了后来才具有领主的[经销]性质。

　　对于情况a），2）2）1（仅仅调节的团体）来说，所有流通领域的“农村”或“城市经济的”制度，只要它们在实质上干预货物生产的方式，就是一些类型。

　　情况2），b）就是现代流通经济。

　　还必须作如下的详细补充：

　　2.情况a），2），1）I里的团体制度，是按特别的方式以预算经济为取向的，通过它们是以各个成员所预见的需求为取向，而不是以（乡村）团体的预算目的为取向的。这种取向的分类化的奉献义务应该叫做手工业品的实物捐赋，这种方式的需求预防措施应该叫做手工业品的需求满足。这里所涉及的总是团体对劳动分配和-可能是-劳动结合的调节。

　　如果相反，（在2，a），II的情况下）团体本身（不管是领主的，还是生产合作社的）拥有自己的经济，为此劳动效益又进行专门化的摊派，就不应该使用这个名称，徭役领主、地主和其他大家族的专门化的或分类化的实物缴纳制度，构成这些情况的典型。不过也包括由王公们、政治的和社区的或者其他主要以对外经济为取向的团体，为领主或者团体的预算所摊派的交纳义务。这种质上分类化的、按制度规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徭役和缴纳义务，如果大家庭的预算作为接受者个人，就应该叫做家族的实物捐赋，如果团体的预算作为接受者，应该叫做团体的实物捐赋，以这种方式供应经济团体预算的原则，应该叫做社区捐赋的需求满足。这种方式的需求满足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以后还要多次谈到这种作用。在政治团体里，它代表着现代的“财政”位置，在经济团体里，它意味着大的预算的“非集中化”，因为它把预算的需求分摊给农民和庄园的手工业者以及形形色色赋役的承担者，他们不再保持和利用共同预算，而是进行自己的预算，然而，对团体预算承担缴纳义务，缴付徭役和实物租息、只要他们依附于这个团体。罗特贝图斯首先把“家族”这个术语用于古代的大家族预算之中，这个概念的特征是通过家族成员或者依附家族的劳动力，保障需求满足的-原则上-自给自足，实际的生产手段毫无交换地供他们使用。事实上，古代（尤其是埃及的“新王国”时期）的地主、特别是王公大家庭，是把大家庭预算的获得分摊给依附的赋役义务人（徭役和捐赋的义务人），这类家族在极为不同的程度上接近这种类型（纯粹的类型罕见）。同样的现象有时也在中国和印度发生，在较小规模上也发生在我们的中世纪，从卡洛林王朝的庄园法规开始：大家族往往不乏对外交换，但是具有家庭预算式的交换性质。同样地，也往往不乏货币分派，但对需求的满足仅起将要作用，并且受到传统的束缚。-担负社区捐赋的经济也往往不乏对外交换。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根据重点，需求的满足是通过作为摊派捐赋的偿付而交出的实物来实现的：实物津贴和土地俸禄。当然，其种种过渡形式是模糊的。但是，这里所涉及的总是在劳动分配与结合的方式上团体经济对劳动效益取向的一种调节。

　　3.对于情况a），2，I（经济调节的团体）来说，西方中世纪的城邦、中国和印度的行会和种姓制度中的经济调节，是情况2）（赢利经济的取向）的一种相当纯粹的类型，它们调节着手工业中师傅位置的数目和种类以及劳动的技术即劳动取向的方式，只要其意向不是用手工业者的有用效益去供应消费的需求，而是-并非总是、但是经常如此-保障手工业者的赢利机会，尤其是保持劳动效益的质量和划分顾客的范围。正如任何经济调节一样，不言而喻，这种调节也意味着限制市场自由，因而也限制了手工业者们自治的赢利经济的取向：它以为既有的手工业企业获得“粮食”为取向。因此，在这一点上，尽管有其赢利经济的形式，在内在实质上，还是与家庭预算经济取向相类似。

　　4.对于情况2）中的a），2.II来说，除了已经列举的家庭工业的纯粹类型外，首先是我国东部的庄园经济以及以其制度为取向的固定工经济，和西北部的含有佃农经济的庄园经济都是一种典型。庄园经济也好，经销经济也好，都是地主以及经销商的赢利企业；固定工和家庭工业工人的经济企业，既在强加给它们的劳动效益的分配和劳动效益的结合方式上，也在它们的赢利经济上，主要以庄园团体的劳动制度和家庭工业的依附性所强加于他们的缴纳捐赋义务为取向。此外，它们就是家庭了。它们的赢利效益不是自治的，而是为了地主以及经销商的赢利企业的他治的赢利效益。根据这种取向的实质划一的程度，同一个企业之内，纯粹技术的劳动效益分配的实际状况可能接近于在“工厂”的情况。

　　（19）

　　（续论II，参阅第（18）节）。此外，在社会方面，劳动效益分配方式还区分为：

　　B.根据把一定的劳动效益作为报酬的现存机会如何被占有的方式。占有的对象可能是：

　　1.劳动效益的使用机会；

　　2.实际的生产手段；

　　3.由支配性的劳动效益提供的赢利机会。

　　关于“占有”的社会学概念请看上文第1章第（10）节。

　　关于1.劳动使用机会。其中可能是：

　　I.劳动效益给予一个单一的接受者（地主）或者一个团体；

　　II.把劳动效益投放到市场上。

　　在这两种情况下，存在着如下4种极端对立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把使用机会给予劳动者个人垄断性的占有（“行会自由劳动”），即：

　　1）世袭的和可转让的，或者

　　2）个人的和不可转让的，或者

　　3）虽然是世袭的，但是不可转让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或者是无条件的，或者是以物质的前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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