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离开了冷板凳的法学家没有进一步付出脑力的压力和动力，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

　　这样说，终究失之于浅，不足以深切触及先辈的心思，也太有点以小人“那个”君子的意思了。这里，实际上牵扯到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品格问题。通常而言，法律作为规则，是事实的写照，而以生活本身为蓝本，“观俗立法”因而成为一般的通则。生活已然具有一定形制，益且相当稳定，才能凝练而为规则，抽象以为一般通则，然后再以此规则、通则网罗事实，组织生活，增益人生。所谓盛世修史，治世用典，其反面自然是乱世何言法制，烽火连天之下哪有笔墨伺候的可能，如西塞罗所言，“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inter arma silent leges）。道理甚为显明，乱世讲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自亮肌肉、凭盒子炮说话，恰恰是不要法制。所以梁漱溟先生早有先见之明，慨然既是要“革命”，当然就不需法制，人家那边厢大讲特讲宪法宪政，当然都是打埋伏贩假货卖水货，跟着瞎起什么哄。⑩ 再说，遽聚遽散的生活无法凝练、积淀为一般的事实，不成形制，哪里会有规则的立基之处。的确，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处大变革时代，未容法律置喙，生活早已自作主张，无形制可觅，自然无法制来“原形”。此时亟需治军，而非治律。法律靠边站，法学自无用处，法律人偷生隙中，至多是个边缘的摆设。因此，不幸但却真实的是，每当家国危机深重，祸乱频仍之时，恰是诗思忧结，发为歌咏之际，家国不幸诗人幸。而包括法学在内的一般学术，则非赖“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可，否则无以为措。退一万步讲，若连一张书桌都安放不下，怎么做学问，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八十年代，已故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曾谓，今后一阶段将是中国法学家的黄金岁月，也正是看到了社会－文化转型渐趋形制，踏上正途，转入常规，乱而后治，而此“治”正是工商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亦即法律文明秩序，因而必有法制即将登场的大势。

　　吴经熊那一辈法学公民，怀济世理想，拥治世之具，却恰恰逢当乱世。此一乱世又非一般乱世，而是我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也！经此一变，中国从传统小自耕农为基础的帝制时代，一去不回头，顿挫间迈向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主法治新局面。此种社会－文化转型，艰险备至，充满惊涛骇浪，真正是“历史三峡”。11 而其历程，至少以一、两个世纪为单位计算。在此长程革命中，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悉予打碎、变组、搭架子再来。以政治革命和武装争斗为表，生活常常于旦夕之间剧变，无以凝聚成一定形制，还未来得及细看，它已经又变了，无法构成规则赖以立基的事实。12而欲在此基础之上搭建规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奢望。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实在是事情本身如此，非人力所能控制，况乎法制。这一切，均源于事实与规则的互动，吴公岂能不知，又岂会没有切肤之感受。事实上，在一篇“微言大义”式的短论中，吴氏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询及“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律师亦将为此类问题所困扰。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问题常是：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

　　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13

　　当时中国法律领域的许多事，恰恰就属于这类毫无事实基础，“诚属荒唐”，但又不允许俟诸来日从容为之者，真正是“不得不然”。14因而，整个二十世纪，至少在前半叶，中华文坛星斗甚繁，而法学大家为零，不全是什么“传统”使然或者当政者“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更不是中国人天生就笨，而实在是面对时代课题，法律法学无以措手足也！法律人因而无以展长才、施抱负，只能做点零打碎敲的杂什，譬如，上上者做个诸方势力夹缝中各种“立宪”的秘书班子，下焉者起草个“镇压”什么或者“戡乱”什么的狗屁条例的笔杆子。此情此景，此时此刻，你能指望宁波吴公以一身而敌一时代，单单成就伟大法学吗！时不我用，也时不我待，逼迫到头，以回避换进取，藉由糟蹋身子而保全心灵，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

　　而说到底，吴氏的中年皈依牵扯到法律之为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简言之，凡通常所谓法者，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必为一种意义体系。15其为一种意义体系，在于蕴涵了特定人文类型人民的基本情感和价值追求，反映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与憧憬，足以成为他们信仰的表达和寄托所在。就是说，法律应当反映法律体系所置身其中的特定人文类型的道德理念、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将该人文类型的是非之心换形为法律的奖惩规则。这样的法律源于居民的活法，说明了居民的说法，最后才落实为立法，因而才会为居民引为生活的矩绳，产生信赖乃至信仰，从而，获得其合法性。用吴氏自己的话来说，法律的“感知”和法律的“概念”原本就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形面，所有能触动最外在的实在的东西，当然能够并且应当在我们感情的最内在处激起涟漪，从而，法律不过是我们可藉之抵达真理的一个部分，法律由此而“成为偶像”。16 一般情形下，人世生活但求安全与安宁，公平与正义，法律应当以此为目的为灵魂。但凡能够提供安全与安宁的法制，便是良好的规则体系，而具备法律之为法律必因其具有法的效力这一基本前提；但凡满足了公平与正义要求的法制，便是值得信托的意义体系，而适成良法，有可能“成为偶像”。而何谓公平与正义，则需诉诸特定人文类型，以该特定人文类型中一般居民的人生与人心为皈依。迄止“约翰。吴”洗手不干变成“若望。吴”，他曾经有过兴味盎然之时，“中外报刊”对于他的判决的“良好评价”，使他感到中国的司法不仅正在“霍姆斯化”，而且，他还“正在用自己的法学观点塑造中国法律。”17对于一个早熟的、具有浩然理想的法哲学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鼓舞人心的呢！但是，随着介入渐深，他所遭逢的法律，剔除字面涵义不论，最好的是一党之法，最差的乃是借法律之名而行毁法之实。而他费神既巨、祈望亦切的“吴氏宪草”，终只是书生具文，敌不过盒子炮。在此情形下，法学公民的吴经熊的法律热情焉能持久！倘若吴公只是一介刀笔师爷或仅治部门法的专家型学者，并无价值追问或尚无需进行价值追问，那么，他当然也就无需面对这一苦恼；或者，倘若吴公属于闻一多式的血脉贲张、拍案而起型人物，或能尽抒胸臆，管他后果不后果，而免于低吟徘徊之苦；或如钱端升，出入于用世与避世之间，张弛不惊，善为调治，也行。但是，吴先生是个温文善良的书生。观其著述，念其行止，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敏感而多愁，诗人气息浓郁，忧时伤世，而生活上则似乎甚至不脱江南士子的趣味和习性，恰是深蕴实践理性与实用智慧的法律法学所当避者。18 1936年或者1937年，他写下的一则札记，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自己这种心境与情怀的正面省思：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19

　　这样子履行法曹职责，哪怕按新闻用语惊呼为什么“所罗门王”，其内心的煎熬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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