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外交部门和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同时积极介入环境外交活动，各自成立了主管环境外交事务的环境外交工作机构，并且相互配合协作，促进了环境外交活动的繁荣。参加国际环境外交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其特有的风貌进入国际环境外交舞台，这是当代环境外交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

　　⒉ 已经形成环境外交的观念和理论，环境外交学正在环境外交实践中日趋成熟

　　环境外交学是指有关研究环境外交及其相关现象和问题的学科，是有关环境外交方面的理论和学说，是由外交学、国际环境法学和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国际环境法与环境外交及环境外交学，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环境外交是国际环境法学的主要应用领域，国际环境法学是环境外交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南。只有将国际环境法与环境外交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环境外交事业和国际环境法学。

　　1983年，美国密执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环境外交：对美、加越境环境关系的回顾和展望》[2] .198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际环境外交》论文集[3] .199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臭氧外交：保护星球的新方向》[4] .1992年，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环境外交概论》一书[5] .各国学者和专家还发表了大量有关环境外交、国际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政策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环境外交活动，各国日益重视环境外交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环境外交的理论研究日益活跃，有关环境外交的刊物、论文和著作逐年增加，环境外交理论研究与环境科学、外交科学、未来学、发展学等学科的研究的结合日益密切，一批环境外交家和环境外交学者应运而生。积极总结当代环境外交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成果，使环境外交的理论性、计划性不断加强，用环境外交学理论指导环境外交实践，已成为当代环境外交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⒊ 当代环境外交活动有比较牢固而共同的条件和基础

　　当代环境外交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权宜之计或应急行为，而表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环境外交活动有着长期久存、牢固共同的条件和基础，如以全球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和共有环境资源问题作为共同防治对象，以保护人类环境、地球、生态圈、人类共同遗产和共有环境资源为共同的目标和事业，以可持续发展、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共同的指导思想，以现代国际环境法作为共同的行动准则等。

　　⒋ 环境外交的领域和影响逐步扩大、内容日益丰富

　　当代环境外交既有与传统的区域性、双边性环境问题相对应的双边和区域环境外交，也有与全球性环境问题相适应的全球性环境外交。环境外交不但作为影响、制约经济、贸易和发展的一个相关问题，经常被提上经济、贸易和发展领域的议事日程；而且也常常作为一个独立的、主要的问题，而被单独提上上述领域的议事日程。当代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是其与经济、军事、外贸、能源、人口、科技等事务密切结合。环境外交已成为强国追遂其政治、经济、科技目的的武器。因核武器、细菌武器和其它环境致变技术而引起的环境外交活动，以及象1991年海湾战争所造成的石油污染所引起的环境外交活动，已经与军事问题完全融合在一起。通过环境外交反映的科学技术贸易竞争越来越明显、激烈，也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重视与研究；在环境外交领域正在开展一场环境无害技术转让战、生物基因争夺战和环境贸易战，环境外交活动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眷各国的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环境伦理道德观点和其它环境文化，正通过环境外交途径日益对各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经济体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⒌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环境外交将成为国际关系的热点

　　随着世界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来临、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的降位、以及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将在国际舞台上长期占据重要位置。由于解决环境问题的艰巨性和保护环境的持久性，环境外交将是国际外交领域中一个长期性的议题。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后，环境外交已进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对环境外交计划、环境外交专门人才、环境外交谈判、环境外交项目和环境外交资金等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些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正在全面考虑国际环境保护活动、研究环境外交动向，以迎接频繁而新型的各种环境外交的挑战。

　　⒍ 规模大、规格高、活动频繁是当代环境外交的重要特点

　　目前环境外交活动所涉及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参加人数之多，是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所不可比拟的。例如，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有113个国家的代表以及各主要国际组织的代表共1200多人参加；在1973年至1982年期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多达167个国家；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上，用了一周时间专题讨论环境问题，有1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外长发表演讲；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有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围绕上述会议展开的环境外交活动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使不少传统外交黯然失色。另外，双边和区域性多边环境外交活动也已基本趋于经常化。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国发起和参加的环境外交的规模日益增大、次数日益增多、效益和影响日益显著。中国作为一个环境资源大国，在国际环境外交领域正在成为发展中国的代表。

　　⒎ 环境外交成效显著，已在国际环境合作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近年来，环境外交逐步深化、捷报频传、成果颇多，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实现对国际环境问题认识和对国际环境保护合作的某些突破，已对国内环境事务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影响。随着环境外交的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水平、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环保工业和环境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文明进步、持续发展的标志，将构成现代文明国家的形象和尊严；环境权和环境保护将成为国家主权、发展权、生存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将成为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环境外交将为维护这种国家的环境标志、形象、尊严和环境优先而作出贡献。今后，环境会议外交将进入具体化、定量化的务实阶段。环境外交会议讨论的国际环境问题和国际环境保护工作将越来越具体、专业化、定量化、规范化，其外交成果将越来越明显。例如，据1994年10月13日中国环境报消息，肯尼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6个东非和南非国家，于1994年10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签署了《卢萨卡协议》。该《协议》是在各国法律官员、律师和外交官们经过长达两年的紧张谈判后，才得以签署的一个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多边条约，《协议》从1994年9月至1995年初提供给所有非洲国家签署。该协议规定，由各签字国组成一个具有国际执法机构性质的管理委员会，在这个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一支国际野生生物特别武装部队，负责追捕在这些国家内进行非法贸易的偷猎者。这是世界上第一支国际环境警察部队，签署协议的上述6个国家将为这支野生生物特遣部队提供人员，加拿大、丹麦、挪威、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将为这项新方案的实施提供财政支持。各协议签字国各自成立一个负责与这支特别部队联系的国内局，每个国内局至少要派出一名军官到特别部队司令部工作；这些军官在特别部队领导人的指挥下执行跨国界行动，并与各国内局密切配合开展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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