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丝。皮若勒，《计算机界面上的交谈与信任》，刊载于查尔斯。邓罗普和罗伯。克灵编辑的《计算机化与论争》（纽约：学术出版社，1991年）第351页］言论的基本条件被设定在虚拟空间的程序之中并存在于进行讨论的场所之外。她继续写道：“绝大多数的计算机界面或被设计为不允许用户对数据的合法性提出疑问，或被设计为可以由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人来随意改变数据。”（第354页）既然这种论证无法在哈贝马斯关于传播行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反驳，那么问题依然是这些标准能否掌握电子方式的相互交流的特殊本质。

　　既然信息设备的文化内涵为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基于政治问题的话语提供了界面，充满人气的民主社区上的言论只能淡化批评的反思，并使政治理论在这个明显的后现代环境中的发展形成多样化的局面。很久以来，批评理论始终强调一个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哀叹首先是广播其后是电视等媒介的政治角色受到“干扰”的事实。但实际情况是，电子设备早已成为政治话语的中介了。 目前的问题是这些设备激活了非中心化的对话，创造出了人机联手的新组合、新的个人，以及成为政治格局建构材料的集体的“声音”、“幽灵”和“交互性”。正如保罗。维瑞利奥所写的那样，“在公共图像（以实时的方式）比公共空间更重要时，‘公共的’观念里还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注15：保罗。维瑞利奥，《第三次间歇：批评的转变》，刊载于维瑞那。康利编辑的《关于技术的再思考》，（明尼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如果媒介的技术原因被人们习惯性地看作是对民主的威胁，那么，（因特网）技术建构似乎推动了如果不是民主自身就是话语的非中心化，似乎威胁了目前的状况（未被监控的交谈），嘲弄了私有财产（信息具有无限的复制能力），并且蔑视了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怎样才能解释那种朝向（因特网）技术建构的转变呢？

　　一种后现代的技术？

　　因特网在许多方面扩充了旧有的身份和制度。世界新闻网（即Usenet）的新闻机构引发了青少年搞的令人不快的恶作剧；数据库使研究者和公司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找回信息；电子邮件提供了快捷、可靠的讯息通信手段；图像的数字化使黄色图片得以广泛传播，因此泛滥成灾。因此，在继承和发扬作为有效手段的工具这一传统的意义上，在主流现代文化向新的领域扩散其特征的意义上，因特网是现代化的。这些问题依然需要加以详尽的、多角度的研究，但暂时可以保留上述的结论。依照现代的观点，因特网的其他领域更加难以包容。对这些网络空间的检查提出了对技术的一种新的理解之类的问题，最后导致了对因特网的政治因素的再评价。我指的是已经被称作“虚拟社区”的公告板服务，指的是“面向用户的多用户系统”（即MOO）现象，以及因特网上虚拟现实技术的合成。

　　在这些情形中，重要的相关因素是在传播实践过程中建构身份的直接诱惑。个人在电子交谈或发送讯息的过程中乐此不疲地给自己编造不同的身份。现在，在这种以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为特征的行为中，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认为，阅读小说，［注16：玛丽罗瑞。瑞恩，《入迷与互动：虚拟现实和文学理论》，刊载于《后现代文化》5：1（1994年9月），提出了微妙而复杂的对阅读小说和虚拟现实的比较。她没有直接讨论MOO和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问题］在民用波段的无线电台里通话，真地收看一个电视广告，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方式鼓励个人在参与传播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身份。然而，我在上面所列举的因特网中几个有限的区域中所存在的情况大大地超出了，或至少不同于后面的例子。个人的传播活动首先需要用语言行为来为自己定位，这种自我定位在阅读小说或观看电视广告的情形中表现得就不那么明显。在因特网上，个人对自己并向他人阅读并解释通信内容，而且通过构成词句并发送它们来作出反应。在小说和电视广告中如果遇到含混之处，个人会试图对其加以解释，但是这些读者和观众并不是与作者直接对话的个体受众，而只能作为集体受众中的一员，他们自然得用非常清楚明白的语言行为来作出反应。（我在这里避免用二元对立的积极／消极概念来对事物进行区分，因为这种对立与现代的自主力量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好象我正在将因特网描述为是普遍的、“积极的”言论的现代梦想的实现。我之所以拒绝这种手段，是因为它建立在将个人身份作为先于社会、先于语言的固定本质的概念之上， 然而我想论证的是因特网的话语在主体塑造他或她自己时构成了主题。我想把主题建构的位置放在一个超越了自由／决定论、主动性／被动性的对立局面的水准之上。）在因特网上，个人建立其身份，此举与正在进行的对话有关，而不是纯意识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主动性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不能算作是自由，因为它没有回指一个基本的主体。然而它确实意味着一种主体建构的“民主化”，因为话语行为并不被局限于单向的言语行为，并且也不受人际传播中记载的性别和种族的限制。因特网的“魔力”在于它是一种由所有的参与者对各种文化行为、各种形式的符号进行控制的工业技术；它使言论、出版、电影、广播和电视这些文化生产机构的地位彻底地非中心化了。

　　性别和虚拟社区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性别在因特网传播中的情形，从而阐明其相关要素，并澄清我要论证的一些可能出现的混乱。有些研究已经指出，公告板上的讨论小组没有提示身体的性别，这并不能够消除大男子主义，也无法消除那些通常遍及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注17：琳。车尼，《在基于文本的虚拟现实中的性别差异》，是1994年4月伯克利妇女与语言会议的记录（即将出版），包括男人和妇女在MOO上具有性别差异的交流。关于对具有同样悲观结果的公告板交谈的分析，参见苏珊。赫灵，《计算机媒介传播中的性别与民主》，刊载于《通信电子学报》3：2（1993年）。赫灵想要论证的是因特网并不鼓励民主，因为性别歧视在网上继续存在，但她既没有就公告板上性别歧视的程度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的情形做一个比较，也没有指出应该怎样做这样的比较。该文可在info.curtin.edu.au网上找到，网址为：Journals / curtin/ arteduc /ejcrec / Volume_03/ Number_02/ herring.txt］妇女在社会中经受的种种不利因素也被带进了因特网的“虚拟社区”之中：妇女在这些电子空间里势单力孤，她们常常遭到各种形式的折磨和性侮辱。由个人来标明自己性别身份的这种情况，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消除父权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伤害。

　　“琼”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很有教益的。一个名叫阿历克斯的男人在一个公告板上发言，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名叫“琼”的女残疾人，以求在与妇女交谈时能够体验到他极想得到的“亲密关系”。范。格尔德报道说，当其“诡计”被戳穿时，曾与“琼”有过交互式联系的许多妇女都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但是范。格尔德还报道说，最令她们感到失望的是那个“琼”并不存在。［注18：林德赛。范。克灵，《网恋情人的奇怪案例》，刊载于查尔斯。邓罗普和罗伯。克灵编，《计算机化与论争》，（纽约：学术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　］这个性别建构的例子说明存在一种不能用关于某些文化和社会形式能否移植到因特网上的假说来解释的复杂性。阿历克斯转向因特网的虚拟社区，来弥补其已经感知到的男子性别身份中所缺乏的女性特点。经历了他这种活动的妇女们都对那个虚拟的朋友“琼”的死感到遗憾。这些是虚拟社区的独特用途，而在“现实”中则难以找到。一些“最糟糕”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必须承认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仅靠纯粹的传播活动无法取消在面对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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