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诺言。现有体制对这个术语的移植鼓励人们去他处寻求某种手段来命名出现于因特网的某些区域的力量关系的新图式。

　　非中心化的技术

　　当技术决定论这个老问题由于与因特网的关联而被提出时，我为放宽对后现代政治立场的限制而做的辩解很快就获得了可信性。因为，当工业技术的问题被提出时，我们可以立即看到因特网如何使那些原有立场的基本假定陷入混乱。总的来说，因特网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传播系统。就像电话网一样，每一个接通因特网的人，都会开始上网并发出自己写好的一条讯息，而且很可能是采用了广播系统的方式。也就是说，可能会把一条讯息以“实时”、存储数据或二者兼有的方式，同时发给很多个接收者。因特网也是在组织机构的基础层面上被非中心化的，这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由众多的网络组成的网络，新的网络只需遵守电信协议的条款就可以加入其中。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发现了一个绝妙之处，那就是这个独特的结构是从一个彼此毫无共性可言的文化群落大杂烩中浮现出来的：为了寻求安全度过核攻击的方法而推行非中心化的冷战时期的国防部，对任何方式的审查制度或电信控制都非常厌恶的计算机编程工程师们的反文化思潮，以及我不知应当如何描述的世界高校所做的研究。此外，数字式电子技术的基本特点是，它能将所有的符号形式统一为一个单一的编码系统，使传输在瞬间完成，复制也相当方便。如果因特网的技术结构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复制、瞬间的发送和根本的非中心化，那么它对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答案，那就是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由技术决定的后果，源于一整套范围较宽的假定。在这些假定中，技术的内涵是对一些能够对其他物质材料起作用的一些物质材料的配置，并且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是客观的，即，这里认为人类之所以要操纵这些物质材料，是为了他们从主体性的前建构立场出发而强加在技术上的目的。但是，因特网技术强加的影响导致了传播的非物质化和相关人员的主体意识在许多方面的转变。因特网违背了提出技术所造成的后果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它建立了一个新的人与物质以及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关系模式，从而重新设定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并因此削弱了话语在过去得以发展的立场-在技术的作用方面-它似乎是自然的。界定因特网的技术作用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因特网，并让参与建立一个电子世界的各种关系全部到位。

　　换一个角度来说，因特网与其说是一种东西，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会空间，因此它的作用与其说是榔头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德国意义上的。德国对于其国内人民的作用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头的作用并不是使人们成为榔头，而是要把金属的钉子敲进木头里去。只要我们把因特网看作是一把榔头，我们就无法将它的方式认为是德国意义上的。问题是现代的观点倾向于把因特网贬低为一把榔头。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因特网是一种高效率的传播工具，它将用户的目标大大地提高了，而这些用户被认为具有建构前的工具性的身份。

　　我认为因特网就像德国一样，是极为复杂的，所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它看作是榔头，这样反而有益处。如果我搜索因特网的数据库功能，或是发送一个纯粹是用来代替书信的电子邮件，那么它的作用有理由被看作是属于榔头系列的。对因特网数据库的访问可以比其同类替代物更简单或更价廉，电子邮件与邮局或传真机的关系也是如此。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因特网上能够以实例来展示交互式传播的新方式和提出参与者之间的新型力量关系问题的几个方面。

　　关于因特网与民主之关系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它内部是否出现了一些能够反映上网的个人之间新的力量分配形式的新型关系？换言之，因特网上是否存在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是绕开技术问题，并再次提出公共空间的问题，测定因特网民主在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所能达到的被理解的程度。正是由于“公共空间”这个术语与关于空间的隐喻相关联，人们将因特网的政治性本质与公共空间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提出问题是特别适当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观念意味着一个交流的场所，就像古希腊的集会或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市政厅一样，而不是对某种体制结构的直接指认，这种指认常常是关于程序的形式主义的论争，或是某个特定社会团体的主张，这个主张假定一个机构具有令我悬疑的某种身份。如果因特网上有一个公共空间，那它由谁来构成，怎样构成？必须特意提出的问题是有哪些种类的人在这个空间交流信息？由于没有出现面对面的互动交流，而只有屏幕上的电子符号的闪烁［注4：参见N. 凯瑟琳。海利斯，《虚拟的团体与闪烁的能指》10月66（1993秋）第69至91页］，这个空间里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社区呢？网络空间上像过眼云烟一样记载的是哪一种无形的政治呢？现代主义的老家伙们可能会激烈地反对将因特网上的信息流与那个体面的术语“社区”联系起来。他们是正确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究竟哪种现象属于网上民主呢？

　　作为公共空间的因特网？

　　公共空间是对民主进行再定义时的核心问题。当代社会关系似乎缺乏过去那种曾是民主化政治的母体的交互式实践的一个基本层次：像集会、新英格兰市政厅、农村教堂、咖啡吧、客栈、公共广场、一个方便的谷仓、一个协会的礼堂、一个公园、一个工厂的餐厅、甚至是大街上的一个角落等诸如此类的场所。许多这样的场所继续存在，但不再用作政治讨论和行动的组织中心。看来媒介，特别是电视但也包括其他的电子传播方式，不仅把公民们彼此分开了，而且还取代了老式的政治场所。克林顿的医疗保健改革运动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克林顿的班子在某一时刻（1994年7月中旬）意识到，国会对于他们所提建议的支持程度不如普通公众。为了使国会相信医疗保健改革是一个明智的举措，行政部门花钱制作了内容为普通百姓对这项立法表示赞同的电视广告片。这些广告片“只在华盛顿特区播放”，因为它们并不是针对普通电视观众的，而仅仅面向那些男女国会议员。执法部门针对立法部门而直接调动了媒介。这就是信息时代的政治。在与此相仿的语境中，人们可能会问，公共空间在哪里？公民们赖以相互交流并从而达成必须调整某一公共政策的意见的场所在哪里？约翰。哈特利做了如下的大胆而令人信服的论证，说明媒介“就是”公共空间：“电视、通俗报纸、杂志和摄影，即现代时期的大众媒介，是公共的领域，即公众被创造和生存的场所和手段。” [注5：关于媒介在公共空间构成中的地位，参见约翰。哈特利，《图象的政治：公众在大众媒介时代的产生》（纽约：路特莱支，1992年）第1页。哈特利特别审视了报纸上的图象 ]保罗。维瑞利奥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大街和公共场所从现在起被屏幕、被电子显示牌给遮蔽了，这是即将到来的”影像机器“的前兆。”［注6：保罗。维瑞利奥，《视觉机器》，朱莉。罗斯译，（布鲁明顿：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页］由于“人物”被“图象”取代了，“公共的”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公开的”。这些变化必须在没有怀旧情绪和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理论的回顾性审视的情况下被检验。

　　意识到公共空间的崩溃，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主政治的危机，尤金。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了《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变》一书。［注7：尤金。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变》，托马斯。伯尔格译，（坎布瑞支：MIT出版社，1989年）］在这部极富影响力的著作中，他追踪了民主的公共空间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它在二十世纪走向衰落的过程。在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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