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找到并努力消除阻碍发展权实现的根源。这正是从上述三行为的结合上去动态地考察发展权的意义之所在，值得我们在研究上加以注意。

　　五、发展权保障的国际法律机制

　　发展权与人民所享有的其他各项权利一样，也是一项只有通过构建某种机制后才能取得的权利。发展权道义责任承担的极其脆弱性加之其集体人权性质决定了国家发展权法律保障的重要性。早在联大第三次贸发会议上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就指出：“我们必须加强国际经济虚弱的法律基础。让我们努力使经济合作走出善意的天地，进入法律的领域。”[22]从根本上讲，赋予发展权法律属性和创设新的具有法律约束机制的国际新秩序是保障发展权最终实现的客观必要。

　　构建发展权法律保障机制应遵循平等权利原则、永久主权原则、发展合作原则以及不对等和不歧视的特殊优惠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法律规范的双重性原则，即改变传统法只平行地保护平等主权国家利益的做法，而对作为发展权主体的国家根据发展的不同程度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对其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律准则。[23]对该类法律准则究竟应该以何种形式规定，西方学者提出了“双重法律规范”保障的观点，即制定分别适应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法律规范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法律规范，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1964年日内瓦第一次贸发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调整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国际规章中的双重法律规范问题，并通过修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发展为规范性条款，体现在修订后的第四章专门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定中。在贸发会主持下，有关技术转让的国际行为守则和规范的谈判也反映了对这一原则的运用。有学者认为，与传统的国际法相比，“规范的多元主义”是在调整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条件下，由于国际法主体的多样性所决定的。[24]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出了“相同规范的双重内容”保障体制。[25]他们认为通过“双重规范”和“规范的多元主义”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问题，只能导致国际法分裂为分别调整发达国家之间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两个体系，暗示着国家仅仅有权参与影响到自己的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其最后结果就是否定国际法，创立一部“民族聚集区法律”，这一体制创设的国际秩序只是一种虚拟的稳定，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被纳入工业发达国集团圈而被窒息。为此，我认为，在国际法上应该建立“相同规范的双重内容”制度，通过在同一特定的国际法律规范中规定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不同权利义务内容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从形式上看，它们反映的共同问题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关系上的法律规范的双重性。从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上讲，要保障发展权实现，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不平等的事实和必须给予来自发达国家的照顾，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不需发展中国家履行对等义务的优惠、非互惠等特殊待遇的体制。充分承认这些事实和观点，并将其规定在法律文件之中，使规范性文件最终体现出在该规范制约下发达国家履行义务暂时大于所享权利，而发展中国家所享权利暂时大于所尽义务的双重权利义务内容，以最终促进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①] [南斯拉夫]米兰·布拉伊奇：《国际发展法原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4页。

　　[②] Subrata Roy Chowdhury， Eirk M. G. Denters & Paul J. I. M. de Waar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2， PXXV.

　　[③] Theodor Meron：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Legal and Policy Issu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0.

　　[④]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

　　[⑤] A. J. M . Miline： Human Rights and Human Divers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Right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 P2.

　　[⑥] Francis Snyder & Peter Slinn： International Law of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Books Limited， Milton Trading Estate， Abingdon， oxon 1987， P88.

　　[⑦]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⑧] Francis Snyder & Peter Slinn： International Law of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Books Limited 1987，P94.

　　[⑨] Francis Snyder & Peter Slinn： International Law of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Books Limited 1987，P94.

　　[⑩] A. Pellet： The Functions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 Right to Self-Realization. UN Doc. HR/RD/1990/CONF. 6. P4.

　　[11] 联大秘书长的报告：《有关国际新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联大文件A/39/504/add.1，PP.38-39.

　　[12] A/C.3/40/SR，P9.

　　[13] Subrata Roy Chowdhury， Erik M. G. Denters & Paul J. I. M. de Waar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2， PP. 159-160.

　　[14] A/C. 3/40/SR， PP. 3-4 .

　　[15] Fracis Snyde & Peter Slinn：International Law of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Books Limited 1987，P89.

　　[16] [塞内加尔]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人民的时代》，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6页。

　　[17] [法]F.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以下；另参见A.佩奇：《未来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18] [塞内加尔]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人民的时代》，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6页。

　　[19] 《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20] 1980年，联大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新发展观初具雏型。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阐述厂有关发展的40个领域的问题和120个实施项目。至此，可持续发展观正式诞生。

　　[21] 《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中国对外翻泽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4页。

　　[2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A/PV.2315，P.67.

　　[23]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页。

　　[24] 参见[南斯拉夫]米兰·布拉伊奇：《国际发展法原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2页。

　　[25] 参见穆罕默德·贝贾维：《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9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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