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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分析法学是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现代西方法学派别之一。其首创人是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赫伯特·哈特（Herbert L. Hart，1907~）。他的主要著作是：《法律的概念》（1961）。其他有《法律·自由和道德》（1963）和《惩罚与责任》（1968）等。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法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新分析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同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以哈特和美国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Lon Fuller，1902年～1978年）为主要代表的长期论战不可分的。这一论战的实质是西方法律哲学传统中自然法学说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派之争。富勒与哈特二人的观点分别代表了两派。

　　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是在奥斯丁（John Austin，1790年～1859年）的老分析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是哈特学说的一个主要思想渊源。尽管哈特的学说以法律实证主义为基础，并被公认是战后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的学说又具有向自然法学说靠拢的特征。这一现象也多少说明了新分析法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鼓吹“国家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法学趋于衰落，对法律的价值准则，即正义与道德等，采取不同程度否定或怀疑态度的实证主义法学或新康德主义法学，也有所动摇，而各种形式的自然法学说进一步兴起。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下，哈特的新分析法学，作为法律实证主义在战后的主要代表，具有向自然法学说靠拢的特征，显然是可以理解的。

　　哈特的学说的另一特征是：它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与语言分析法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2）。哈特将这种哲学运用到法学中来，反对法律概念传统的下定义的方法，主张采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法律的概念》，也就是运用概念和语言分析法来分析法律这一概念，从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学说。

　　一、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

　　哈特反对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即法律是掌握主权者对在下者如何行为并以威胁（制裁）作为后盾的命令。他认为法律是—种规则，而法律规则的一个特色是它可分为两类虽有联系但却不同的规则：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主要规则设定义务，即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次要规则授予权力。根据次要规则，人们可以引进新的主要规则，或修改、取消旧的主要规则；或决定主要规则的范围，或控制其实施。

　　次要规则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承认规则，即这种规则规定：任何其他规则如果具备某些特征，就能成为这一社会集团的，以它所行使的社会压力作支持的规则，换句话说，通过承认规则的承认，即授权，主要规则才取得了法律效力，第二种是改变规则，即授权个人和集团实行新的主要规则，取消旧的主要规则。这种改变规则包括两种：一种授予公权力（即通常所讲的公法上的权力或权利），如规定什么机关有权立法以及立法的程序等。另一种授予私权力（即通常所说的私法上的权利），例如根据这种规则，私人有权订立遗嘱、缔结契约、出让财产等。总之，通过这种改变规则；也就改变了人们按照原先主要规则所处的地位，换句话说，通过缔造契约等行为，人们相互间发生了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第三种是审判规则，即授权个人或机关在一定情况下，就某一主要规则是否已被违反以及应处何种制裁，作出权威性的决定。审判规则决定谁有权审判以及审判的程序。

　　他又主张，在以上三种次要规则中，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它是“法律制度的基础”，它“提供了用以评价这—制度其他规则的效力的准则”（3）。当然，在—个现代法律制度中，有许多不同法律渊源，因此，承认规则也就比较复杂。在几个准则构成一个等级体系时，其中之一是最高的，最终的。

　　哈特十分强调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认为这是“法律科学的关键”，“法律制度的中心”（4）。

　　他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一个是：凡是按照最终承认规则而有效的一切规则，必必须一地被遵守。另一个是：这一制度中的次要规则必须由国家机关官员当作公务行为共同准则而有效地接受。此外，官员还应遵守许多他们以个人身份出现时所需要遵守的主要规则。

　　二、对法律规则的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

　　根据哈特的学说，对法律概念的了解，除了以上讲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外，还应注意对法律规则的两种观点。

　　一种是内在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指接受这种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人。另一种是外在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又有各种不同情况，一般是指本人并未接受，但却是观察这些规则的人。说明这两种观点区别的一个例证是对大街上作为交通信号的红灯的不同看法。一个持有外在观点的人仅认为，红灯一亮，很大可能交通将会停止，他把红灯当作人们将以一定方式行为的一个自然标志，就如乌云是行将降雨的标志一样。对一个持有内在观点的人来说，红灯一亮不仅是其他人将会停止行进的一个自然标志，而且也是自己应停止行进的信号以及符合规则的停止的理由。总之，他把红灯一亮就停止作为自己或他人行为的标准或义务。

　　因此，一个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人之间的对抗关系。一种是接受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人，即自愿合作以维护法律规则，井根据这种规则来评价自己或他人行为的人。另一种是拒绝这种法律规则，并仅从外在观点出发作为可能惩罚的一种标志才关心这些规则的人。他们对法律规则也就有不同表达方法。前一种人一般是讲：“我有义务”、“你有义务”，等等。后一种人则讲：“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大概将为此而受苦”，等等。在这里，哈特批判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的定义，即认为法律是对法院如何判决的预测。他认为，这种法律预测说的错误就在于它仅从持有某种外在观点的人，即本人拒绝这一法律规则，而仅从外在观点出发作为可能惩罚的标志才关心规则的人这一角度来解释法律，完全忽略了对法律规则持有内在观点的人的存在。

　　他又从区分这两种观点的学说出发，解释了法律的本质和作用。他认为，社会上既有从内在观点出发将法律规则作为行为准则的人，又包括了必须以武力或武力的威胁为之强行设定这些规则的人，他们与规则的关系仅仅作为可能惩罚的来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取决于许多不同因素。如果这一制度是公正的，并真正关注所有它所要求服从的人的巨大利益，它就可以取得和保持大部分人长期对它的忠诚，从而也将是稳定的。相反地，这一制度可能是狭隘的，排他性的，为了谋求统治集团利益的制度，它就可能日益成为压制性的、动荡的、具有产生动乱的潜在威胁的。”（5）

　　三、法律和道德

　　哈特主张“法律制度的中心”或“法律科学的关键”在于他所提出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因而他也反对有人将道德或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当作这种中心或关键。这里就涉及如何解释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是西方法学中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说两派长期争论的问题。

　　这一争论往往集中在法律实证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个公式上：应划分开“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又称实在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又称理想法或正义法）。他们认为，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应摒弃一切形而上学，仅研究实在法，并主张，法律与道德是无关的，至少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反对法律实证主义者，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新自然法学说，则反对这两种法律的划分，并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的，等等。

　　哈特在与富勒进行论战时也首先为上述公式进行辩护，认为这种划分有助于人们看出两种危险：一种是将法律及其所代表的权力溶化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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