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罗马法学史》（Fritz Schulz， The History of Roman Legal Science ，Oxford， 1946）；伯尔曼《法律与革命》，127页以下。

　　[8] 见伯尔曼《诚信守约原则》（B??rmann，“Pacta sunt servanda”），18～25页；伯尔曼：《法律与革命》，245～250页。

　　[9]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247～249页；詹姆斯·R.高德利：《交换中的公平》（James R Gordley，“Equality in Exchange，”），载《加州法律评论》，第69卷，1587页、1638页，1981年。见约翰· T. 努南：《高利贷的学院式分析》（John T Noonan， Jr， The Scholastic Analysis of Usury ，Cambridge， MA， 1957，105ff）。

　　[10] 我们现代的契约法建立在上述命题的基础上，这正是查尔斯·弗里德（Charles Fried）著作的主要观点。查尔斯·弗里德：《契约即允诺：契约责任的一种理论》（Charles Fried，Contract as Promise： A Theory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 ，Cambridge， MA， 1981）。

　　[11] 布赖恩·梯尔尼：《宗教、法律和宪法思想的发展：1150-1650》，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1150-1650，Cambridge，1982， p.1.）

　　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胁迫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并通过“英王至尊法”。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规定英王取代教皇成为英国国教会首脑。——译者注。

　　该法院与其他特权法院一样，均是从御前小会议派生出来的。申诉法院初期主要管辖两类案件，即所谓穷人的诉讼和与国王近臣有关的诉讼。——译者注

　　[12] 见A.W.B.辛普森：《契约法历史：许诺之诉的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297～302页，“斯雷得案”，316～488页，“约因”）。（A W B 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w of Contract： The Rise of the Action of Assumpsit）。

　　[13] A W B辛普森在《契约法历史：许诺之诉的兴起》，一书中所做的权威性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许诺之诉的“兴起”。对此他的结论是，许诺之诉兴起于1600年代早期。因此他只粗略的研究1620年代或1630年代之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阿蒂亚在他的著作《契约自由的兴起和衰微》（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New York， 1979））中则只关注1770年代之后契约自由的兴起，书中仅仅草率的讲了在此之前的发展。与类似的还有，默顿·霍维茨（Morton Horwitz） 在《美国法律的演变：1780至1860年》（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 to 1860 ，Cambridge， MA， 1977）对1780年之前的美国法和英国法作了概括的描述，但是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证据支持。辛普森一派采用的传统英国法律史方法可以表明，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契约法规则的转型发生的时间远远早于18世纪末。见A.W.B·辛普森：《霍维茨的论文和契约史》（“The Howitz thesis and the History of Contract”，载《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第46卷，533页，1979年。另一方面，阿蒂亚一派采用的方法尽管经常忽视或者曲解早期（契约法）规则的发展，却可以表明在19世纪发生的重大观念变化。如对清教徒革命爆发后一个半世纪英国法制发展的“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进行系统研究，两方都可从中获益。填补这个空白的初步研究，已经由斯托里亚（S J Stolijar）的《普通法契约史》（A History of Contract at Common Law ，Canberra，1975）和克林顿· W.弗朗西丝的《17世纪英格兰的司法机关结构和契约法发展》（Clinton W. Francis，“The Structure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ct Law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做出，载《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第83卷，35页，1983年。

　　[14] 见S.J.斯托里亚：《普通法契约史》，第12章；弗朗西丝：《契约法的发展》，122～125页（Francis，“Development of Contract Law，”）；威廉·S.候兹伍斯：《英国法律史》（William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oston， 1924， 4：64， 72，75.）

　　[15] 见辛普森：《契约法历史：许诺之诉的兴起》，446页。辛普森的研究表明，普通法上约因的不充分在中世纪并不是作为抗辩存在，部分的原因是直到十六世纪后的某一时期，“约因的概念并不是允诺的价格，而是允诺的理由”。或者说，在十七世纪末之前，允诺的理由必须“充分”，即使支付的价格相当低甚至仅仅是象征性的区区小数。那些将16到18世纪约因原则的发展看作不间断的发展过程的学者经常会忽视这个差异。

　　[16] Style 7，82 Eng.Rep.519（1647）； Aleyn 26， 82 Eng Rep. 897 （1648）。 对该案的大部分讨论都只用了Aleyn的报告。要明白它的全部意义还需要阅读Style的报告。

　　[17] Aleyn 26， 82 Eng Rep. 897 （1648）。

　　[18] 见辛普森：《契约法历史：许诺之诉的兴起》， 31～33页。 辛普森的研究表明，16世纪的学者布鲁克（Brooke）已经区分了私人契约和通行的法律的效力的不同，契约的责任是自己赋予的。在布鲁克的研究中，根据私人契约个人可以承担严格责任，当时至少有一个案例采取了这个观点。辛普森宣称，“在帕拉丁诉简（1648）的先例中，布鲁克的理论终获胜利”。

　　[19] 这是辛普森的著作《契约法历史：许诺之诉的兴起》的主旨。但是辛普森小心的区分了那些论述某个原则产生和这些原则最终“获胜”的案例和著作。

　　[20] T. F. T. 普鲁克尼特《普通法简史》（T. F. T. Plucknett，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第五版，波士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652页。

　　[21] 一般可参见阿蒂亚的《契约自由的兴起和衰微》和霍维茨：《美国法律的演变》。

　　[22] John Selden， Seldenianna； 或 The Table Talk of John Selden， Esq （London， 1789）， 45～46. Selden的Table Talk最早在1654年编纂，1689年出版。

　　[23] 同上，37～38页。

　　[24] “General Laws of New Plymouth （September 29， 1658）），”David Pulsifer， ed.， Records of the Colony of New Plymouth Laws， 1623-82 （Boston， 1861）， 11：72.

　　[25] 约翰·维特：《对英格兰清教主义和法律评论》（John Witte， Jr. ， “Notes on English Puritanism and Law”），未刊稿。 John Witte， Jr.，“Blest Be the Ties That Bind： Convenant and Community in Puritan Thought，” 36 Emory Law Journal （1987）： 579.

　　[26] 引自约翰·高夫：《社会契约：发展的批评性研究》（John W Gough， The Social Contract：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Oxford，1936，p.90.）

　　[27] 同上，92页。

　　[28] 17世纪英国清教主义圣约神学的发展，见佩里·米勒《清教神学精义》，247～300页。（Perry Miller， “The Marrow of Puritan Divinity，” Transac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Indianapolis，IN，1937.）；麦克·沃尔策：《圣徒的革命：对激进政治的起源的研究》（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New York，1968，167ff.，222ff）。

　　[29] 引自克里斯托佛·希尔：《清教主义和革命：对英国17世纪革命解释的研究》（Christopher Hill，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17 Century ，London，958，p.246）。 参见大卫·扎里特《圣约：意识形态和革命前的清教组织》（David Zaret， The H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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