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中，曹卫东先生坚持了他的三代划分方法。不过，他的这种划分是建立在执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更迭事实层面上的。他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谱系划分为：第一代，霍克海默；第二代，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第三代，奥佛、约阿斯、韦尔默尔、霍耐特、本哈比和弗莱泽。曹卫东先生是国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较为突出的学者，特别是他对哈贝马斯学术思想的研究，颇为深入。他的观点，颇值得重视。关于曹卫东先生的谱系划分，请参见曹卫东：《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载《读书》2002年第10期，第102－106页。

　　但无论进行怎样地划分，总的说来，作为一种批判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以“新马克思主义”著称，其思想渊源复杂，在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海德格尔存在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及乌托邦理论等诸多理论和学说的广泛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中，其思想观点较多趋于一致；但到了第二代，便出现了左、右分裂，且理论纷呈的局面。

　　[⑤] 〔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 Ⅰ）等：《学科·知识·权力》（专题导论：从学科改革到知识的政治），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1页。

　　[⑥] “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L·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和唐奈拉·H·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接受罗马俱乐部委托所提交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以整个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变动与联系为研究内容，指出：这些因素变动是在正向和反向两种环路进行的，“随着增长临近这个系统环境的终极限度或者负担能力，负反馈环路的力量越来越大。最后负环路平衡或胜过正环路，增长终止。”因此，报告最后提出了一个“全球平衡状态”的世界模型。由于其所包含的悲观论调，人们又将这个模型称之谓“世界末日模型”。关于这一报告的中译本，请参见〔美〕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第1版，特别是第5章。

　　[⑦] 最近，在因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引发的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中，众多论述也鲜有对其中存在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讨论。引人深思的悖论是，科学和理性的成长本身旨在为人类谋求福祉，但却往往出现一些与这一宗旨相背离的结果。

　　[⑧] 编制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的大背景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鎔基先生在9届全国人大第2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利用先进技术对农业、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造，并提出要“抓紧制定和实施适应新形势的产业技术政策”。此后，1997年中共15大报告、1999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11月15－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国家科学技术部最近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1－2010年）等，都强调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在2002年11月8日中共 16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发展经济的第一项基本方针。这就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它也为制定产业技术政策提供了政策性依据。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21 －23页。

　　[⑨] 参见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0页。

　　[⑩] 参见周叔莲、刘述意、杨沐（编）：《产业政策问题探索》，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1] 参加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88页。

　　[12] 参见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2页。

　　[13] 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84－292页。

　　[14] 例如，在上海大学法学院曹昌祯教授主编的《中国科技法学》中，设置专章分别讨论了“农业技术推广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制度”等。参见曹昌祯：《中国科技法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5、8章。

　　[15] 参见赵震江（主编）：《科技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17－22章。

　　[16] 参见王健：《产业政策法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

　　[17] 日本在产业振兴方面颁布过不少法令，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成功推行产业技术政策的典范国家。1981年日本科学技术厅编辑出版了科学技术法令全书，分为6篇 26部分，共242件法令，又被称之谓“科技六法”。这些法令，是日本科技进步、产业技术发展和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参见〔日〕日本科学技术厅（编）：《科技六法》（上册、下册），《科技六法》翻译组译，郭博审校，喻醒尘审定，北京：科技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18] 该法由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2002年10月28日通过；同日，由第77号主席令公布；并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19] 参见王先林：《略论产业政策的法律化》，载《法制日报》2002年11月28日，第9版。

　　[20] 与这种认识相同，罗玉中教授也谈到了科技立法领域存在的立法层次不高和法律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参见罗玉中：《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

　　[21] 实际上，将政策与法律对立的做法，是仅仅将法律规范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法律观念，它忽视了法律本身所包含的政策导向，也没有看到法律实践中所依赖的社会生活基础；它往往容易导致法律自身的孤立，并人为地制造或强化所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22]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31－32页。

　　[23] 参见朱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24] 参见〔日〕青山治城：《科学技术社会的法哲学》，载桂木隆夫、森村进（编）：《法哲学的思考》，东京：平凡社1989年4月10日初版，第174页。

　　[25] 曹卫东先生认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过，他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实际上还是在卢卡奇的思想里打转。”参见曹卫东：《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载《读书》2002年第10期，第102页。

　　[26] 参见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页。

　　[27]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人员众多、时间跨度大、涉猎领域广泛和庞杂，的确很难全面把握。霍克海默曾经说，“对整个批判理论的评价并没有一条总的准则，因为批判理论通常是以经常发生的各类事件为基础的，所以，它是建立在自我再造的总体的基础之上的”。而发展到今天，其理论更是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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