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页以下。

　　〔5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15页。

　　〔53〕早在1640年，霍布斯就写下了《保卫在国内维持和平所必须的王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王权来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革命后，他在巴黎出版了《论公民》，又预见到英国内战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这表明他的著作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指导下的选择。

　　〔54〕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5页。

　　〔55〕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3页。

　　〔56〕据记载，从13世纪开始，普通法解决合同问题主要通过两种诉讼，债务（debt）和契约（covenant）。直到15世纪，这种契约还可以在普通法院强制执行。到16世纪中期，即霍布斯出生前不久的时代，“（普通法中的）现代合同法概念从本质上说已经形成了”（参见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and James Russell Gordley，The　CivilLaw System，2nd ed.，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p. 16 —17）。

　　〔5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9、135页：“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霍布斯：《利维坦》，第96页）。

　　〔58〕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8—109页。

　　〔59〕当然，霍布斯对君主制的论证并不仅限于此。他偏好君主制，是因为从最根本上说，“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霍布斯：《利维坦》，第167页）。同时，他认为主权者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回事”（霍布斯：《利维坦》，第144页）。此外，霍布斯还在《利维坦》 一书的第19章中论述了君主制的其他好处。

　　〔60〕恩格斯：《致康德拉·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页。

　　〔61〕正是从这一点上看，一些学者认为洛克并非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调和折衷者，一位概括者（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87页，第602页以下）。

　　〔62〕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9、77—78页。

　　〔63〕参见洛克《政府论》，第6、59页，第77页以下。

　　〔64〕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特别是其中的第2、3 章；托克维尔在对个人主义的分析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参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7页，第630页以下）。

　　〔65〕洛克：《政府论》，第77页。

　　〔66〕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页。

　　〔67〕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8页。

　　〔68〕洛克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这种观点是隐含在其论述中的（参见洛克《政府论》，第80—81页，第82页以下）。

　　〔69〕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页以下。

　　〔70〕尽管这种区分今天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成为立法、行政的区分基础，但其理论基础是可疑的——它是一种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心理学模式，假定有一种脱离行动的意志活动存在着（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对司法裁量的分析和批评；参见Wile，Constitutiona-lism and Separation of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 278，此书中译本将于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苏力译）。

　　〔71〕David　M.　 Schneider 在此问题上曾作过自我批判（参见Schneider，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4）。

　　〔72〕关于隐喻成为字面真理，参见理查德·罗蒂《哲学作为科学、作为隐喻和作为政治》，黄勇编译《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以后。

　　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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