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原因。
组织罪犯参加监狱生产劳动，是罪犯生存的必然要求。与普通公民一样，罪犯也是消费者，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罪犯必然要消耗一定的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只有靠生产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在罪犯的生命得以维持、延续的条件下，才能谈到对其的惩罚和改造。那么，罪犯怎样才能取得生活资料呢？从理论上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罪犯获得消费品的原则与普通公民一样，也是按劳分配；另一种情况是国家财政无偿提供罪犯的生活费用，即由守法公民向国家交税来养活违法犯罪者。而后者只能是建立在罪犯拒绝参加劳动、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基础之上。但拒绝参加劳动和缺乏劳动能力不是绝对的，国家可依法强制罪犯参加劳动；可通过教育等方法转变罪犯观念，使其愿意参加劳动；也可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激励和刺激罪犯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对缺乏劳动能力的罪犯，可以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这样，通过加强对监狱企业的管理，以及国家给监狱企业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等措施，都可能使监狱企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最终使罪犯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因此，组织罪犯进行劳动即组织监狱生产，从而让罪犯通过自我劳动来维持自我生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科学合理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罪犯身上的特殊体现。
另外，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是监狱经济产生的经济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有限性对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制约。与过去相比，罪犯构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罪犯年龄普遍较小，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作为掌握着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罪犯，他们是社会劳动力资源的组成部分，数量也较可观，对其加以开发利用，是社会的要求，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罪犯虽然是社会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破坏者，但还有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对这些依法集中起来的劳动力资源不加以开发和利用，从纯经济角度看，是对经济资源的浪费，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法律效率原则即行刑低成本、高效益原则的违背。因为罪犯不仅以失去自由作为接受刑罚的成本，而且它同时也支付了劳动力资源这一成本，不对这一资源加以利用，对罪犯来说就只有成本投入，而没有经济收益。作为年龄构成偏低的罪犯群体，他们是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加以培训，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所以，罪犯本身及其构成发生的内在变化，促使政府不仅要惩罚和改造罪犯，而且要培植、开发和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监狱经济因此必然产生。
2、社会原因。
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体，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生命体，社会性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人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感情与物质的交流和交换来体现和实现的，而这种交流和交换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社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
罪犯虽然是被剥夺或限制自由的人，并被囚禁在一定的场所之内，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人的社会属性，而且也不能将其与社会完全隔绝，使其失去人的社会属性。在罪犯被囚禁、失去一定自由的前提下，其与社会进行交流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渠道，就是监狱生产劳动。监狱企业通过组织罪犯生产劳动，就与社会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罪犯通过创造物质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生产的产品也输入到监狱和监狱企业，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生产劳动作为一个媒介，把罪犯和社会联系起来，实现了罪犯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使罪犯作为人所应有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因此，由监狱生产劳动形成的监狱经济是罪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监狱人格，并重新社会化的真正起点和重要途径。
3、法律原因。
生产劳动既然是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和体现，是人谋生的手段，那么，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通过人与人的交流，通过人与自然的斗争，必然会形成对生产组织体内所有成员产生约束作用和普遍认同的观念、制度和规则。个体对于组织而言，适应这些观念、制度和规则者得以存在，不适者将被淘汰。为了求得生存，个体必然会不断地适应组织的要求，为此，它就必须不断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加以调整。这样，作为存在于生产组织体内的个人，其观念和行为必然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依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监狱不仅要惩罚罪犯，而且要改造罪犯，即要改造罪犯的犯罪思想观念，矫正罪犯畸形的犯罪心理结构。而生产劳动本身就具有使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等发生变化的基本功能。
因此，借助生产劳动这一手段，来实现对罪犯思想观念等的转变，就必然成为我国刑事法律改造罪犯的首选方法和途径。因此，我国现行《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 
4、政治原因。
我国监狱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根据直接引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和劳动学一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监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监狱就是国家凭借强力的后盾，拘束、限制人身自由，实行关押、劳动的场所。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监狱的政治属性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工具” ，其具有依法监禁和惩罚罪犯，保持国家政局稳定，维护社会安康有序的重要职能。但是，监禁和惩罚罪犯不是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是“改造他们”。要“组织罪犯劳动，从而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新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品质，新的语言，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学得一定程度的劳动技能，以利于从监狱出来之后重新做人”。 
我国监狱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公共机构，对其所生产的公共产品的最终定位，从政治上讲必然设定在通过教育改造进而让罪犯认同社会主义普遍的价值观，回归社会后能积极适应或基本适应主流社会，成为与主流社会相容的人这一层面上来。这就需要我们监狱工作要以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为中心，积极矫正罪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把过去危害社会秩序的罪犯锻造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公民。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除了监管惩治和教育转化手段外，主要依靠劳动改造手段即通过组织监狱经济生产，在罪犯劳动中改进其思想素质，提高其劳动技能，达到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这是监狱政治属性的有效体现。

二、我国监狱经济及相关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监狱经济是伴随我国劳动改造罪犯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监狱经济既具有一般社会经济的共性，又具有服从、服务于改造罪犯的个性特征。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治体制和刑罚执行制度变化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监狱经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 新中国监狱生产的创建阶段
我国的监狱生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有了监禁反革命分子的监狱，出现了监狱生产的雏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各革命根据地为了关押和改造犯罪分子，先后建立了看守所、劳动感化院、犯人自新所等刑罚机构，开始www.qiqi8.com有组织、有目的地安排罪犯从事生产劳动。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改造罪犯问题指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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