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中的富伊加人 （Fuegians）很少有超过12人以上的团体；通古斯人（Tungus）很少有10个帐篷连在一起的；澳洲的原始游牧民族人数通常不多于60人。参见 W.Durant，The Story ofCivilization，I，Simon and Schuster，1954，p.21.）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群共同体具有极强的内聚力，成员群聚而居，群猎而食，唇齿相依，荣辱与共。氏族内部高度一体化，人际无群己之别，财货无公私之分。一个氏族通常共享一个姓氏，一种图腾，作为认同的符号。成员个体之间的识别标志主要是血缘的远近、年龄的差异以及体貌的特征。一个人离开所属族群，便失去族群的保护，无法生存，因而，成员被放逐族外是最严厉的惩罚。

　　一个族群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生活其中的人们养成了自以为是、惟我独尊的思维定式。美洲的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是精选的民族，是人类的楷模；西印度群岛的加利比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人；（注：例如，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富伊加人（Fuegians）很少有超过12人以上的团体；通古斯人（Tungus）很少有10个帐篷连在一起的；澳洲的原始游牧民族人数通常不多于60人。参见W.Durant，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I，Simon andSchuster，1954，pp.54-55.）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华夏族最初也以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国人自诩，傲视四夷。实际上，各民族的早期史诗中常常都流露出这种独尊自大的心理。

　　这种独尊自大的心理有助于增进族群的团结与内聚，增强抗御恶劣环境的信心与勇气，增加对外族的防范与竞争能力。但是，这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即各个族群在美化自己的同时，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倾向。在氏族社会初民的眼里，一切与自己行为举止不同的外族都是不可思议的“异类”，或者根本就不属于人类。族群之间对有限生活资源的竞争加剧了这种排外情感。于是，初民们多对外族人极尽嘲讽、贬低和丑化之能事，甚至将其妖魔化，必欲诛灭而后快。当时，一次屠杀外族的战争，无异于一次狩猎活动。（注：例如，在氏族时代的贝杜因人劫掠成风，后来的诗人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描述：“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转引自[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页。“劫掠自己的兄弟”似是夸张之语，如果族群内部盛行互相劫掠，则会导致生活失序，族群解体。）因为对于初民们来说，这种活动有助于培养勇武精神，消灭竞争对手，夺取现成的生活资源。胜者可尽情享用败者的财物，尽兴品尝败者躯体的美味佳肴。 （注：据考证，几乎所有氏族社会的族群都有过食人的习惯和嗜好，诸如爱尔兰人，古代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Iberia）、皮克特人（Picts）以及11 世纪的丹麦人都有食人的习惯。在这些部落中，人肉是大宗的交易品，人们不知何为葬礼。例如，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富伊加人（Fuegians）很少有超过 12人以上的团体；通古斯人（Tungus）很少有10个帐篷连在一起的；澳洲的原始游牧民族人数通常不多于60人。参见W.Durant 书，p.10.据考证，中国上古时期也经历过食人的阶段，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8页。）即便在改变了食人习惯之后，胜利者也可物尽其用，将战俘用作奴隶，任其使役。遇有外族人闯入本族领地，通常是格杀勿论。当时族群内部处于有序状态，而族群之间则处于无序状态，战事频仍，仇杀无度：猎人为争夺猎区而战，牧人为争夺牧场而战，耕者为争夺土地而战，战士为争夺荣誉而战。一些战争可能有经济上的原因，但许多战争纯系出于对外族的敌视心理，或是为显示本族的优越。如果不同族群之间能够和平共处，那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氏族社会的族群内部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正式法律，秩序的维系主要诉诸以伦理为基础的习俗。这些习俗包含着人们的情感与理性，融会着人们的经验与教训，承载着人们的价值信念与行为模式，并因口耳相传、世代相袭而得以延续。习俗中含载着族群内部的基本行为规则，指示哪些行为被鼓励，哪些行为被抑制，哪些行为被允许，哪些行为被禁止。人们对这些作为习俗的规则心照不宣、心知肚明、心领神会、心悦诚服。伤风败俗的违禁者，要受到习俗的惩罚。从功能上看，这些习俗便是族群内部的习惯法。倘若以为这种习惯法柔弱乏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们与特定族群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如果说血缘关系是族群存续的基础，那么，习俗则是族群维系秩序的“祖传秘诀”，是其精神风貌的载体，文化认同的密码，对外克敌制胜的法宝。族群将这些习俗奉为本族的“专利”，仅仅适用于族群内部成员。在他们看来，外族人不配适用这套“正确”或“先进”的习俗。在古希腊，除非订有互惠条约，否则法律不适用于外国人；在古罗马，早期的市民法也拒绝适用于外邦人。这些做法都是先前族群排外意念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人们往往将外族人的习俗视为“陋习”，视作“恶俗”，极尽排斥、攻击之能事。在氏族社会，族群之法是一种封闭之法和排外之法，每一族群都各有一套作为习俗的法律和作为法律的习俗。

　　人类社会在后来的发展中，族群之法的壁垒逐渐被打破，排外倾向也有所减弱。

　　国家的产生破除了法律藩篱。伴随生产工具的改进、种植作物技术和驯化动物能力的增强，人类由狩猎社会进入了农业社会。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得族群的财富和人口数量空前增加，族群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氏族内部，成员开始分化，个体意识趋于强化，阶级冲突不断激化，血缘关系逐渐弱化。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氏族内部关系的复杂化，致使原有的氏族管理体制日渐失灵，简单的族群习惯法日益失效，氏族社会走向解体。为了避免由此而使社会陷入失序与混乱，便需要一种维持秩序的新型组织和机制。于是，国家在此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国家通常包括许多氏族、部落。在那里，统一领土的地域疆界取代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疆界”；超越族群的国家意识取代了狭隘的族群意识；国家专门机构制定或实施的官僚法取代了族群的习惯法；全国通行的属地法取代了仅仅约束族人的属人法。我们看到，在古希腊的雅典，先是梭伦以财产多寡划分公民等级，破坏了氏族血缘关系的壁垒。后来，克里斯提尼则彻底取消了四个部落，代之以10个选区，摧毁了氏族组织及其排外的习惯法，将所有氏族成员都置于雅典城邦国家的统一法律之下。在古罗马，“王政”时期仍然是氏族社会阶段，但氏族组织已经逐渐开始联合，当时有300个氏族，每10个氏族组成胞族，10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共形成了3个部落。针对氏族内部的财产私人化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分化，第六王图里乌斯（Tullius，约公元前578-前535在位）进行了重要改革，根据财产状况将人们划分为5个等级，并将原来按照血缘关系形成的3个部落，按照地域划分为4个部落，打乱了原来部落的血缘界限。进入共和时期之后，罗马所有的氏族、部落都处于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原来各成独立系统的氏族、部落法律让位于称作罗马市民法（ius civile）的统一法律。后来，仅仅适用罗马公民的市民法又让位于适用于境内所有居民的万民法（ius gentium）。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国家产生前，各氏族、部落都奉行自己的习惯法。穆罕默德通过他的宗教事业，将一盘散沙的各氏族、部落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伊斯兰教国家。此后，各阿拉伯部落的习惯法均让位于统一的伊斯兰法。

　　其他社会也经历了族群之法被国家之法不断统合、同化的过程。有趣的是，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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