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认为是不错的表述。不过，“宪法司法化”、“宪法监督司法化”、“司法性宪法监督”这样的表述现在已在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般不至于引起误解或误导；更何况，学者间基本上都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和对待“司法化”问题的。本着从善如流的风范要求，我们就沿用了这样的表述。不过，说实在的，这有点勉强，毕竟这种表述是不够严谨和科学的。
    （二）宪法监督司法化在当代的发展态势

    宪法监督司法化发展态势，主要显示为宪法监督司法化发展的上升势头，包括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宪政院等司法性或半司法性的宪法监督体制。这种上升势头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适用范围广泛。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启用了司法性的宪法监督制度，尽管司法审查制度与宪法法院制度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殊途同归，已经分别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美国首创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在美国已经成为宪政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而且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至少有64个国家实行这种司法审查制度，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受到美国影响较大的中南美洲，基本上都采行这种制度。再如奥地利首创的宪法法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效仿，现在更是广泛地扩散到全世界，即使是在社会制度改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地区，设立宪法法院也成为转型后国家的新生政权的标志之一。
    二是时间久远。从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创司法审查制度起计算，司法性宪法监督制度至今已历整整二百年，可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仅没有在历史进程中衰败，反而愈发显示出生命力。尤其是司法审查、宪法法院作为宪法监督司法化的主要制度形式，在当今世界上已经具有广泛的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就法国的宪政院而言，其影响虽不及前二者广泛，但至少在法国国内，因受到举国一致的高度重视而不断地得到加强，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宪政革命”以来，其牢固的宪法地位和极大的宪政权威，已经牢牢地树立起来并且坚如磐石。
    三是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在采用司法性宪法监督体制的国家中，特别是在那些宪治发达的国家中，早已不是仅仅满足于体制层面上的建设，而是向着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方面刻意进取，即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践验证相继确定了一些能正确指导宪法监督实践的基本理念、原则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有政治问题原则、价值衡量原则、比例原则等原则。除此之外，在制度层面上也在可操作性、实效性、便利性和亲民性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具体制度建设，使之能有章可据，不至流于形式。当一些国家至今还在这种司法性宪法监督体制的选择上犹疑不定的时候，先行者们早已深入到具体操作性制度的建构方面，真让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慨了。
   
二、 宪法监督司法化的价值预期

    当前，不管政治、法律界以及学术界对宪法监督司法化的认识和态度有多大的差异，也不论有多少人对此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但宪法监督司法化在现实中的生成和发展，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正处在上升的势头，方兴未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很明显地，背后存在着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价值支持。换言之，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对宪法实施进行司法化的监督是有价值的，所以才不遗余力地予以尝试或者厉行。二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多年来的宪政经验也证明它确实是具有很高的、综合的价值，人们认为为其付出是值得的。在政治和法律方面没有价值的事务，在历史上终究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宪法监督司法化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仔细分析才能确认的。惟其在理性和情志上明确了宪法监督司法化的价值，才有可能真正从心理上唤起人们对这些价值的欲求和渴望，宪法监督司法化也才可能真正走向被人类理性和情志所指引的正常发展之路，从而有效地避免游移不定、盲从或随意取舍。大体说来，人们对宪法监督司法化的价值预期至少应当包括功利价值、转移价值、正义价值、透明价值、效力价值、亲民价值和崇信价值。
    （一）司法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功利价值

    司法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首先具有明显的功利价值。所谓“功利价值”，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就美国式的司法审查体制来说，它无需另建新的政府机构，只是利用本来就有的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司法机关，扩大其权力，赋予其审查法律、行政决定等是否符合宪法的权能就可以了，这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一个显然的、直接的功利价值。二是指司法权能的充分利用。传统的司法权能无非是以国家的名义惩罚罪犯、裁决民商事纠纷。相对于担负繁重立法任务的立法机关以及担负繁重行政任务、日理万机的执行（行政）机关来说，司法机关不仅在规模上要小得多，而且其职能也比较单一，因此，传统上一般认为司法权是国家三权中最弱的。如果将其职能加以扩大，即便像欧洲那样，另外组建宪法法院或宪政院之类的机构，虽不免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所付出，但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司法权来说，还是进一步挖掘了其潜力，做到了“权尽所用”。从权力的性能来说，这种扩大或增容也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功利价值的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监督司法化的功利价值并非仅局限在这两个方面，应当还多一些，例如下一节将讨论的“转移价值”，从节约社会成本或增进社会收益的角度上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功利价值的体现。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功利价值并非是宪法监督司法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其他一些宪法监督体制，例如在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内设置相应的宪法监督机构，同样可以收到节约的功利之效，但实践证明，这种省则省矣，只是监督成效欠佳，甚至全无成效，以至于失去了更高的可欲价值。可见，这些体制虽有功利价值，但并不可取。
    （二）政治斗争转换为法律辩论——转移价值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转移价值一向受到重视。例如，在心理方面当一个人的心理或情绪处于盛怒之中，激动的情绪难以克制的时候，假如他还保留一定的理智，他就应当立即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通过关注其他的事物而使自己愤怒的情绪得到缓解。他的亲朋好友，甚至心理医生也都会引导他这样做。在当今多发的抑郁症的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也会经常使用转移的治疗手段予以治疗。在政治方面，政治家们也惯常采用转移的方法，把公众甚至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以减少人们对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热情，以达到使有关问题得到冷处理，或者使自己摆脱困境的目的，例如，在2003年初由美英等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由于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同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严重毁损，激起了全球的反战热潮，在美英等国国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军事当局甚至两国政府首脑都在大谈对伊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甚至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其本身的意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或许就是为了转移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使人们不至于过度关注战争的极端残酷性。不过，应当指出，政治上的转移并非全是正面价值的体现，有些甚至往往是负面的，是政治家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而玩弄的政治把戏。
    无论怎么看，将一个社会和国家内的激烈的政治斗争通过转移成为法律辩论或法院裁决，都可以实现正面的、积极的价值目标。这不难理解，如果政治斗争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巨大的政治利益会驱动政治家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斗争，斗争的手段也会激化，甚至酿成流血的武装冲突。这类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