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所有权——例如城市土地——仍然可以保持为国有，但使用权为私有。近年来，《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交易的限制已经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譬如土地成为政府寻阻的资源、农民的合法利益受到剥夺、耕地和基本农田得不到保障等。参见赵小剑：“‘土地新政’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辨析农地流转”，《财经》2004年第21期（11月1日），第90-95页。

[21]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334.

[22] 当然，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这些条款也都有在法律上难以操作的问题，且其中有些还不适当地规定了公民义务。

[23]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存在阻止经济制度转变的政治手段。如果政府的国有化措施引起了大部分选民的不满（即便在给予公正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总是可以将不得人心的议员或行政首脑选下台。但政治（也就是选举或其它方式的监督）过程和法律过程存在着本质区别。换个角度看，即使宪法或法律规定了某种性质的所有制，选民也可以通过政治过程改换立法者以变更之。

[24]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1905).

[25] 对于这一点，亦可参见卢周来：“也说美国宪法为什么只有充公条款”，《读书》2003年第7期，第114—116页。

[26] 该条还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可见政策条款往往很容易转化为积极权利条款。

[27] 参见最高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

[28] 事实上，早在1803年的著名案例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就推理道：如果法院有权在某些案件中适用宪法的某些条款，那就意味着法院可以适用宪法中的任何其它条款。因此，他认为整部宪法都可以并应该受到实施。这个假设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宪法条款几乎全部都是可实施的。即使在美国，这个假设也不绝对成立，例如最高法院曾明确拒绝实施联邦宪法第四条第四款的“共和保障”条款(Guarantee Clause)。但是这种例子在美国宪法中是极少的。大多数宪法条款虽然不是宪法诉讼的焦点，因而未必产生众多判例，但它们在性质上都是可实施的，因而可以作为判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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