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调整个人的行为动机结构，以防止那些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人行为；宪法的基本任务则是保证法律限制充分尊重个人的基本自由，避免它们以不必要的方式对个人权利产生过分负担。

　　由此可见，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因为这是普通法律的任务。在普通法律秩序下，民法调整私人和私人（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刑法通过国家强行禁止那些对其他公民造成严重危害的私人行为，行政法则调整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11] 对于所有这些法律，立法者都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对个人施加法律义务以及必要的制裁。但基于契约论的根本出发点，宪法的目的是防止这些法律过分侵犯任何理性公民都不可能同意放弃的基本权利，因而没有为义务条款留下任何余地。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不可能以私人身份“违宪”，因而也就没有遵守宪法的义务——不是说个人在道德上可以不遵守，而是说宪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只是针对政府机构，尤其是立法机构，而非针对私人，因而不可能在法律意义上追究私人的宪法义务。[12] 因此，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可以说混淆了宪法和法律在性质上的重要区别。

　　当然，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和无限的，每个人都必须在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规定义务和界定权利的范围是性质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前者要求个人通过积极行为履行义务，后者则只是将个人权利的保障限于一定的程度和范围，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不但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且可以依据法律而受到起诉。因此，现行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更准确地说，它不是在规定公民不得侵犯国家或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之义务，而是将尊重集体或他人权利作为自己的权利也享受宪法保护的前提条件。


2． 宪法有关公民义务的规定大都是多余、含糊和难以实施的

　　1982年宪法第二章的标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第49-56条比较集中地规定了公民义务。[13] 另外，第一章“总纲”也有少量条款规定了公民义务。在这当中，有些条款是没有必要规定或没有必要通过宪法规定的。例如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条是众所周知的普遍原则，似乎没有必要规定。事实上，与其规定这类抽象原则，不如在宪法制约机制上多下功夫，以切实保证个人和集团的权力限制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第12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类似地，防止侵蚀公有财产的合理手段是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制度和法律，否则无论公共财产在宪法上如何“神圣不可侵犯”，都不能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49条）——规定这些义务的适当途径是制定《计划生育法》或《赡养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法》，而不是通过宪法笼统宣布这类目标。“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50条）——任何法治国家的基本义务是保护所有人的“正当”或“合法”权利和利益，难道不是华侨或归侨的访华者（比如游客或从事交流的学者）的正当合法利益就可以受到侵犯？“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第53条）——如上所述，由于宪法只应该规定权利，公民如何“遵守”或“违反”宪法就成了一个费解的问题，而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一般法律——不仅是中国公民，在华的外国人也同样如此，这也是无需规定的常识。[14]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的光荣义务”（第55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56条）——既然已经有法律规定，国家照常实施法律就可以了，因而这主要是国家而不是公民的宪法义务；公民的义务就是遵守法律规定，因而不直接涉及到宪法，除非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法律过程中侵犯了个人基本权利。

　　另外一些条款是意义含糊、难以实施的。例如“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52条）——“统一”和“团结”都是法律上很难定义（因而一般不采用）的词语，譬如阐述港澳特别行政区应享有高度自治的学术观点是不是违反了维护“团结”的宪法义务？公民必须“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第53条）——类似地，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可以通过《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相关法律而受到制裁，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可以受到《刑法》或《治安管理条例》的惩罚，至于如何“爱护”公共财产、什么是“社会公德”都是在法律上很难定义的概念，（譬如随地吐痰是否也应被视为“违宪”？）不宜写入法律或宪法。“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第54条）——如果个人确实危害了国家安全，可以通过《国家安全法》加以惩处；至于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又是极难界定的概念，譬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否应为保护自由言论的宪法（第35条）所禁止？出国留学不归（从而造成国家人才流失）的中国公民是否在宪法意义上危害了“祖国的利益”？一不小心，原本用来保护权利的宪法反成了一部限制权利的法。这显然违背了制宪的初衷。

　　这当然不是说宪法应该规定清楚、明确、可以实施的公民义务，而只是说这些模棱两可的义务条款尤其危险，因为它们容许任意的扩大化解释，从而更加背离了宪法保障权利的基本目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公德”、“荣誉”或“利益”，都是极为宽泛并难以界定的概念。假如它们确实成为公民的法律义务，国家可以依据它们对公民进行起诉并定罪科刑，那么我们的宪法就完全“变质”了。事实上，这当然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宪法并没有像刑法或行政处罚法那样规定具体的制裁方式，而最高法院早在1955年的批复中也明确指出这一点。[15] 然而，如果宪法对公民施加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不免容易使人对此产生不必要的严重误解。即便我们不能让法律的实施更为人道，至少也不能让宪法成为侵犯权利的帮凶。

　　既然如此，笔者找不到任何理由为宪法规定公民义务辩护。宪法这么规定，难道能取得普通的刑法或行政处罚法所不能取得的法律效果？或者是为了给这些法律提供“宪法依据”？但刑法或行政法显然不需要这类依据，一个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政府权限的国家尤其不需要这类依据。现行宪法没有提到“银行”，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建立银行；宪法没有提到流浪乞讨，但国家可以规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办法；宪法没有为证券交易法提供依据，但我们有一部证券交易法。中国和其它单一制国家的宪法原则一贯是，只要不违反宪法的明确或隐含规定，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任何法律，而无须宪法的明确授权；否则，代表民主和法治的权力将受到过分限制和削弱。[16] 因此，似乎除了造成误解之外，宪法的公民义务条款发挥不了任何法律作用。

四、 宪法不是国家政策

1． 政策性规定削弱了宪法的权威及稳定性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这一事实排除了它作为国家政策的可能性。当然，和任何法律一样，宪法也有基本指导思想，但这并不表明任何重要的指导原则都必须写入宪法，一般的国家政策就更不宜进入宪法。这是因为，第一，宪法是一部稳定的基本法，因而不那么基本的政策应该由法律规定，而不应进入宪法；否则，政策变化必然要求修改宪法，从而影响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另外，宪法的修改程序通常比一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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