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政治权力系统，以区别于行政权力系统和司法权力系统。如果被规范的国家权力不是政治性的，且内容庞杂，专业技术性强，需要专门再建立一个法律群（这个法律群内还需要再分类别、分层次）才能对宪法的相关规定具体化，那么，就可能由非宪法性法律去完成。如行政法体系，由于行政行为的复杂性，要把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具体化，可能需要几十部、甚至上百部法律联手（其中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构建一个行政法体系才能应对。像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了国务院的18项职权，其中几乎每一项职权都需要配备一个、甚至数个法律群才能使之具体化，其中第6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中，“领导和管理经济建设”需要一个经济法体系，“领导和管理城乡建设”也需要相关的一大批法律；第7项“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单“管理教育”这一项在我国就已经制定出了《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若干法律（还有一大批法规、规章）；第8项“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第9项“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第10项“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等等都需要许许多多相关法律配套才能实现，这些行政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使之相应的行政法也极为庞杂。虽然大量的行政行为法从其性质上来说都“应该”是宪法性法律，在过去也确实属于宪法性法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学者西耶士就认为宪法性法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规定立法机关的组织与职能；另一部分决定各种行动机构的组织与职能。”[7]（P59）英国著名宪法学者詹宁斯先生也认为“宪法性法律，……与议会和行政机构的组成及职能有关。”[3]（P53）但因为社会的发展使行政法的数量日益庞大，这使它们后来从宪法性法律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诉讼法虽然没有行政法那么庞大的数量，但其专业性极强，它们需与相应的实体法结合后才能实现对某些宪法内容的具体化，换言之，某些宪法内容需要先由实体法细化（如民法、刑法），再由相应的程序法细化（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这些程序法既与实体法紧密结合，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法律体系。这些虽然涉及国家权力运作但能够自成体系的法律，一般不是宪法性法律，而是宪法之下的另一个法律系统。

　　4、宪法性法律是“权利”法。宪法中规定了各种类型的宪法权利，但并非对所有这些权利进行详细规定的法律都是宪法性法律，如保护公民劳动权利的《劳动法》、保护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法》、保护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利保障法》、保护妇女权利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保护归侨侨眷的《归侨侨眷权益保障法》、保护老年人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残疾人权利的《残疾人保障法》等，就不是宪法性法律而应当属于“人权法”的体系。宪法权利一般都需要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后才能得以实现，但其中哪些权利的法律化由宪法性法律来完成、哪些权利的法律化由其它法律来完成？

　　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有许多种，有公权利，也有私权利。所谓公权利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而私权利是“作为一个个人或私人组织的成员，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⑦或者说，公权利是关系到权力的权利，它们或者“产生”公权力，或者“监督”公权力，是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生”公权力的权利主要是选举权，公民的选举权是整个国家机器的发动机，在现代民主国家“普选制是代议制的基础”，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授权的文本就是宪法，具体的授权方式就是选举，通过选举公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建立一种委托关系。⑩“监督”公权力的权利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愿等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在很多时候都超出了私权利的领域，是针对国家和政府的，即便是因为对本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上另一部分人不满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往往也是要求政府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或者对政府没有干预表示抗议。因此公民的这些公权利与公民的私权利相比，不仅仅具有权利的“私人”性质，不仅仅关系到自己的个体利益，它是整个国家权力建立和存在的基础，是改进和提高国家机关工作质量的手段，是连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而参与公共生活的手段⑨。无数公权利的汇合将导致公权力的诞生，我们常说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⑿笔者认为，个人权利中的公权利才是国家权力的源泉，而私权利则不是，私权利不具有建构和改进国家权力的意义。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等都是需要国家保护的权利，是公民生存以及生存质量的必然需求。为使这些私权利有保障，人们才创造了公权利，即人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自由、健康、财产、安全，才需要相互协商，需要组织起来，维持秩序，才产生公权利。有了公权利，才能建立国家和政府。因此，公权利才是国家权力产生的直接源泉，私权利在其中只有间接的作用，它们本身不构建国家权力，也没有直接改变国家权力，即便一个人因为不能就业而对政府不满，但只要他表达这种不满就已经是在行使表达自由权。作为整部国家机器运转的发动器只能是公民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等等是对国家权力机器运转状况的反应——不满、抗议、要求维修或重组某些零部件等，以实现和公权力的互动。国家权力为了保障私权利而组建，但它必须借助公权利的形式才能实现，保护私权利是设计国家权力机器的目的，公权利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如警察、法院、检察院的设置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教育部门的设置是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受教育权，劳动部门的设置是为了帮助公民就业等，但这些国家机关部门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主要是依赖公民选举建立国家议会、通过议会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在有的国家还有公民的创制权、复决权）来实现的。私权利是天赋人权，而公权利是人们后天因为需要（保护私权利的需要）而人为“创造”出来的，公权利的行使才导致公权力的诞生。公民若没有公权利，他们就与国家失去了联系，当国家不履行保护公民的职责、甚至践踏公民权利时，面对国家的失职或滥权公权利就是公民手里自卫的武器。

　　公权利、私权利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都需要宪法予以原则的、法律予以具体的保护，但由于公权利离国家权力较近，私权利离国家权力相对较远，而宪法是调整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法律，因此公权利作为宪法权利中更具有“宪法”特点的权利，使得将其具体化的法律成为宪法性法律，而对私权利的保护则是其它法律的任务。

　　在以上四种宪法性法律中，“权力法”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在分量上是最重的，它们是宪法性法律的核心部分；其次是权利法，它们是针对权力的法律，与权力法一样都是为了规范权力。詹宁斯先生曾这样表述过宪法性法律的内容：在法国，一本论述宪法性法律的书“要解释宪法性法律中构成权力分配基础的原则，还要按照宪法性法律的规定阐述一般机构的组成，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权力，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各部部长的权力以及法院的权力。由于尚需涉及宪法性法律的普遍原则，所以它还要阐述《人权宣言》中提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至今仍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原则，对立法机构具有约束力。”一本论述美国宪法性法律的书“将涉及基本相同的主题。”[3] （P43-44）关于宪法自身修改解释以及违宪审查的法律，由于层次太高反而不太经常行使（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经常地、大量地修宪、释宪，或进行违宪审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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