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第三，对贿选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针对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完善，首先，修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明确规定一个具体的机关来处理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一般而言，由县级的人大常委会对基层民主选举履行法定的监督职能比较恰当和合适，可以排除乡镇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同时在人大代表选举中积累的选举工作经验提供了专业知识支持，确保做出的决定具有科学性，其权力机关的宪政定位也使得做出的决定具有权威性。其次，加大对贿选违法行为的制裁，建议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增设“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罪”，即在村民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侮辱、诽谤、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故意损坏选举设施、扰乱选举秩序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剥夺政治权利；情节较轻的，可以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将贿选行为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对打击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同时也为将村委会选举纳入诉讼渠道铺平道路。最后，对贿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取代没有法律效力的民政部的通知，对贿选的行为构成进行详尽的规定，既要合理规制贿选行为，保障村委会的选举秩序；又不能过分扩大贿选的范围，影响村民参加民主竞选的积极性和竞选机制的创新。

　　3、建立司法救济：将“贿选”纳入诉讼的渠道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权利；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是如此。目前，村委会选举还没有纳入我国选举诉讼的范围，司法监督的力度明显不足。这种缺乏权利救济的现状使得大量的违规甚至违法的选举行为以及属于法律空白的选举行为，长期以来游离于司法救济之外，不仅使得选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更使得“贿选”等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如果说选举程序的完善和实体法律的修订可以在事先遏止“贿选”行为的发生，那么司法救济的途径则是事后保护选民民主权利、打击违法选举行为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应建立选举纠纷的救济机构，尽快解决司法救济缺位的现状，将“贿选”、选举程序瑕疵等行为纳入诉讼的渠道。在选举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法院在换届选举年设立专门的选举纠纷临时审判庭，建立选举诉讼简易程序及时解决选举纠纷，避免长期以来民政部门处理选举纠纷时大量适用“通知”、“决定”等没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效力较低的文件，缺乏权威性的弊端（注释21） ，加强对选举行为的法律规制，逐步树立处理选举纠纷的司法公信力。

　　（二）“贿选”的综合治理

　　1、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注释22）

　　尽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的城市中，也存在贿选，但它在中国广大农村更为严重，更为普遍，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更为重大，也更具危害性。为什么贿选在农村的作用如此之大呢？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前一层次需求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的第一层次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其后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民主权利得到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在中国许多尚未脱贫的农村，农民正处于为生存奋斗的第一层次需求阶段，当有人以金钱、物质利益诱使他们放弃民主权利时，他们往往屈从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卖需求层次靠后的民主权利，将神圣的选票作价出卖。只有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才能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当富裕了的农民需求层次相应上升之后，会更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即使不能根除贿选，至少也能提高贿选的成本，也就不会再出现部分选民为一条香烟、一袋洗衣粉出卖自己选票的可悲情形（注释23） .

　　2、加强对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的监管。

　　正如前文所分析，利益驱动是“贿选”存在的经济土壤，正是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长期处于没有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况，给“贿选者”上任后收回成本打开了方便之门。在集体产权下，村委会首先是一个财产权主体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甚至是唯一的公共产权主体，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出让土地开发房产，管理本村集体经济企业，自收自支，游离于村民大会的监督。因此，如果光在选举上禁止贿选，而未在村集体资产管理上下更大的功夫，村集体资产还在村委会的控制之下失去相应的监督，村民对集体资产所拥有的权益还是没有保障，村集体资产及其收益还是有可能流失、被侵吞（注释24） ；在巨大的集体产权利益寻租的诱惑面前，不仅不能遏止贿选，而且可能使贿选愈演愈烈。

　　贿选是集体资产失管状态下的极容易出现的非常态的选举方式，显示了有关部门对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薄弱。要根治贿选，应该同时从严管集体资产着手，堵住集体资产流失、被侵吞的漏洞；对村集体资产的控制权不能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上，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加监管和约束，只有村集体经济被严格监督和有效管理，变得无利可图时，村民的权益才会有保障，也可以从根本上约束部分候选人参选的不良动机，从而在经济利益的层面根除贿选现象，使得村委会换届选举走上规范化、有序化、法治化的正轨。

　　对于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以及连带而来的村官腐败问题，有的地方则通过“村账乡代管”的监管方式来解决。据《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14日《“村账乡代管”——管住了贪吃的嘴》一文报道，湖南省岳阳县在不改变现有体制、资产权属、资产性质和以村设账核算主体的情况下，由乡镇经管站代村做账，并实施监管。基本做法是，以乡镇经管站为依托，成立“农村合作经济财务会计中心”。中心设几名记账员，每个记账员负责10个左右行政村的记账工作。村级取消会计，设报账员，负责办理收支结算和报账手续。村民主理财小组对每项财务收支逐月审核，形成乡村两级双重监督与管理的新型财务监管格局。取得的效果是：乱收费办不到了；乱花钱没门了；干群关系变好了。

　　3、 村民的民主启蒙和教育。

　　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选谁不选谁，村民说了算；所以教育村民正确行使权利成为医治贿选的良方。许多贿选的实例表明，贿选者根本没有把赢得选举建立在为村民服务的参选目的上，更不愿意把赢得的公共权力用于为村民服务。贿选者一旦当选，就会把自己在选举期间的投入变本加厉地捞回来。把贿选的害处向村民说清楚，谁都会算帐，也就没有人或很少会有人拿自己的根本利益去满足贿选者了。

　　因此，解决贿选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让广大村民切实认识到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对于全村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的危害，认识到选举是村民神圣的权利，投好这一票，既是对全村村民负责，也是对自身利益负责，从而做到不受眼前利益的干扰，不误选、不乱选，保证选举的公平、公正。例如，山东胶州市铺集镇部分村庄“贿选”之风甚浓，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党委书记杨波亲自起草了《告全体村民数》，每个村民人手一份。全文通报了该镇本届政府任期内的发展规划、具体措施和三年内确保实现的村民基本生活指标等情况，用数字的形式，给村民分析了一个好的村委会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和维护村民自身利益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一个差的村委会对于村民集体和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后他提醒村民要慎重对待手中神圣的一票，选出对自己负责的“当家人”。此外，该镇还注重发挥党员的作用，由部分老党员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围绕村委会选举自编自演了小品、戏曲，歌颂民主，鞭挞不正当的竞选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措施有效地遏止了该镇的“贿选”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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