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3页。

　　[5]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周宪、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3页。

　　[6] 何包钢：“保卫程序：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卡尔？施米特例外理论的批评”，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7] 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刘宗坤译，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20页。

　　[8]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周宪、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2页。

　　[9] ［美］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83页。

　　[11] 在施米特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抨击自由主义提倡的“中立”、“理性”、“普遍的权利主张”是掩盖社会不平等和经济统治实质的概念，但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即“自由主义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都赋予社会凌驾于政治之上，个人超脱与公众的特权――事实上，两种理论都将社会被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关系”。参见Benedetto Fontana： Notes on Carl Schmitt and Marxism， 资料来源：http://www.gongfa.com.

　　[12] 何包钢：“保卫程序：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卡尔？施米特例外理论的批评”，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13]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阐述，卡尔·勒维才认为施米特的决断论是“机会主义”的东西，是投身致政治现实之上的某个专制的独裁权力――君主意志――自我设计。

　　[14]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2页。

　　[15] 布鲁门贝格：“施米特与近代的正当性”，吴增定、张宪译，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6页。

　　[16] ［挪］朗内？斯莱格斯塔德：《自由立宪主义及其批评者：卡尔？施密特和马克思？韦伯》，［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4页。

　　[17] 刘小枫：《施密特论政治的正当性》，载舒炜编：《施密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8]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19]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20] 刘小枫：《施密特论政治的正当性》，载舒炜编：《施密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2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22]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导论，第22－23页。

　　[23] 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24]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25] 孙中山对形式合法性的重视有诸多表现，如1924年他在起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时，将“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作为首条内容加以规定。参见曹锦清编选：《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2页。

　　[28] 毛泽东对法律资源的轻视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由于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法治建设。比如，毛泽东在北戴河时的讲话，无疑悬置了中国宪法。

　　[29]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0] ［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31] 参见王怡：“自由主义、世俗化和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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