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民主性来看，尽管它省略了或者是简化了庭审的程序，但是因为有双方的选择权作保障，所以它是在尊重双方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因双方的请求而简化的。因而具有合理性。最后，简易程序的裁决生效后具有与普通程序的裁决同等的效力。可以说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的审判程序，其简化之处主要在于审的过程，但是审判的诸要素仍然是具备的。
第二，简易程序是以中立的裁判机构尊重双方当事人自治和合意为前提的。各国诉讼法都规定简易程序必须以诉讼各方的同意为前提，没有被告人的同意不能启动简易程序，而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也可以要求转化为普通程序。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在“对席的辨论”和“中立的裁决”的基础上进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尽量说服法官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往往只是被放在当事者与法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以考虑。实现法律的正义被认为是法官的任务，法官要求说明介入双方辩论、决定论据等权限得到强化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种种措施、当事人之间的主张、反驳等相互作用必须在法庭上在法官的面前展开。也就是说当事人与法官在垂直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形成控、辩、审三方的正三角诉讼结构。这一种结构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告的认罪，实际上，从程序的最初阶段，国家就必须对自已的控诉行为提出合理理由，即案件的开始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政府官员不可能用普遍撒网的方法取证以证实某一个公民是否有罪，只有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曾涉嫌某一犯罪时政府官员才可以行使权力”。同时，“国家不能未经证明就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对他们处以刑罚。不论被指控的人所犯罪行的细节有多么微小，国家都要花费代价（经常是相当大的代价）证明每个罪行和每个细节符合犯罪的条件”。①但是，简易程序与国家的举证责任并不矛盾，因为各国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在简易程序中否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在仅有程序简化的情况下，质证的过程并没有简化；在辩诉交易中，程序展开以被告人的认罪和同意为前提。二者都并没有排除控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同时也是在当事人之间在水平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无论提出请求还是展示证据即使首先是针对法官的。“如果没有这种对席辩论的方式就没有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司法在今天必须达到的一般准则。”②当事人之间的作用是诉讼程序的中心部份，这既可以由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相这一理由来说明，也可以由对自己权利和处分是自由的这一理由来说明，但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涉，体现了诉讼的自主，因而它是民主的。
对席辩论，也叫对论，指的是当事人将各自认为符合正义的解决向对方加以合理说明的过程，争执的焦点被确定在现定的事实方面，它确定的只是事实存在争议，而关于法律本身的争议被排除在外。简易程序并没有省略这样一种对席的辩论，它省略的是其它的程序，但是它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这种同意既有程序权利的自动放弃又有实体权利的馁协，在此过程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反驳对方的主张，在地位平等、立场对立、权利对等的基础上完成诉讼。
程序正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中立的裁判。辩论规范反映了当事人在什么方向上解决的意愿。作为有拘束力的判决，其重要的问题是将对论予以判断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决，因此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来裁定双方的纠纷。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决者在消极听审的前提下做出公正裁决。简易程序中法官的作用仍然体现了消极和中立。首先，在一般的简化式审判中法官听审之后象在普通程序中一样作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双方对事实的认定法官是完全的消极接受。其次，在裁决公正方面一般的简易程序中法官也是象普通程序一样做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法官按照法律的规则（在各国有所不同）接受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简易程序也保证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第三，简易程序是在种相对正义但又是最好的正义。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已由讲求一元价值转向注重多元价值的平衡，正义、自由、效率等都是法律孜孜追求实现的价值目标，而其中正义无疑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但在司法上，在诉讼中，要实现的却只能是一种有限的正义，或者说是一种相对的正义，并将其作为评价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因为绝对正义的实现受制于多种因素。首先，诉讼作为发现真相的人的活动，囿于人的侦查水平、侦查设备和侦查方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诉讼本身的对抗性等方面的限制，有时并不能发现和证实谁是真正的犯罪者，使得正义无法实现。具体可表现为不能成功破案，或证实有罪的证据不足等。其次，当绝对正义的实现会导致一种更大的不正义出现时，司法不得不对绝对正义作出放弃。这主要表现为因追求绝对公正而严重损害法律的其他价值目标，造成司法资源短缺、社会秩序混乱等。
有限的正义指的是我们不能完美地满足正义的要求，①而只能是追求一种相对正义的结果。简易程序就体现了这一观念。这种新的诉讼观正在冲击着传统的正当程序理念。在正当程序理念指导下的正式审判程序要求，在诉讼中要在全面保障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人人权的情况下去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来发现事实真相，要有司法机关权力行使的相关规则，要有极其细致的诉讼程序规则、诉讼权利行使规则、证据规则，由此正式的法律程序变得异常繁琐。②然而犯罪率的提高，司法资源的紧缺，使得司法不可能无节制、无限度地追求绝对的正义，即使可以完全实现结果意义上的个案正义，但这种正义也极有可能是“迟到的正义”，实际受损害的却是人们对司法的期待和信心。现代诉讼机制以有限正义的观念作指导，用法律手段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区分案件具体情况设立各类简易程序，对较小的正义（诉讼程序被简化、诉讼权利行使受限）作出必要放弃，使更大的正义也就是司法公正获得实现的契机。同时，简易程序虽较正式审判程序简化了诸多程序环节，但仍是符合最低公正标准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有限正义的观念并不排斥正式法律程序，而是以实现法律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的的。只有把更多的司法资源分配到有必要适用正式审判程序的个案的诉讼程序，把较少的司法资源用于简易程序，才能确保裁判的及时性，才能符合人们对正义的期待，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在个人之间作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就是正义的。”③简易程序在很多方面不具有普通程序所具有的严密的程序规定，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用罗尔斯的理论得到解释：“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④尽可能选择适当的形式提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而简易程序正好能把效率与正义结合起来。
任何制度的设计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十全十美的程序制度只能在乌托邦里存在，人类社会只可能在一筐烂苹果里选择较好的苹果，程序体系的设计也是如此：在坚持普通程序的同时，设计简易程序作为补充，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简易程序的设立是有限正义观指导下对程序进行繁简分流的必然要求。在理解这一观念与简易程序的关系上，还必须要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在法律的众多价值目标之中，正义应当是最重要的，但其绝不是法律制度的全部价值追求所在。法律的价值体系是具有多元性和流动性的，既不能用正义来代替法律的其他价值目标，也不能以过度的追求正义来削弱和损害其他价值目标的实现，法律的其他价值目标理应分享人们对正义的关注，以维持司法的价值平衡。⑤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的价值目标也可能位于正义之上，比如效率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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