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所表明的态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下，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会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程序或国务院的通过程序。条约一旦对中国有效，在中国便有法律效力，中国便有义务去施行该条约。”（注：王铁崖：《条约在中国法律中之地位》，载《中国及比较法学刊》1995年第1卷第1期，第6页。）亦即：《禁止酷刑公约》的适用也基于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实际上，这一原则应当贯彻到所有我国已经签署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亦即我国已正式承诺遵守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可以直接适用于中国，国内法与之相矛盾的，应当遵守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国际法与国内法都同样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既然已经庄严缔结了国际条约，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在领土内实施对其有效的条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规定：“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这一规定便体现了上述主张。


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乃是国家意志本身存在的冲突，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是避免发生冲突，在制定国内法时应当顾及国际法的需要，而在签署或者加入国际法时应当考虑到国内法的规定，后者便涉及到国家在签署或者加入国际公约时的保留问题。一个国家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时提出保留，旨在排除或者改变将该条约的某些规定适用于该国的法律效果。对于一国提出保留的条款，对该国不发生国际法上的约束力或者改变其法律的效果。我国在加入《公民权利公约》时，对于其中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应当予以保留。但就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而言，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大体上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准则的要求，在国内实施这些国际准则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因此笔者认为基本上没有必要加以保留。当然，我国对其中某些条款是否提出保留，将由我国立法机关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做出最后决定。


谈到《公民权利公约》的国内效力，还必然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能否直接援引我国已经签署、批准的国际公约中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作为判决的依据？国际法院和一些国家的国内法院是直接援引国际法作为其判决依据的，国际法院和一些国家的国内法院甚至将人们通常认为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国际习惯法援引为判决的依据。但在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没有直接引用国际法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实际判例。笔者认为，为了法律的统一理解和正确实施，在国内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不宜直接引用《公民权利公约》作为判决的依据，但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可以引用该公约作为辩护理由，对于律师引用《公民权利公约》中未加保留的条文提出的辩护意见，法官应当认真听取，并在形成判决时予以认真考虑，使所作判决不违反在我国具有效力的国际法规范。


还应当指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中，应当将是否切实遵守我国已经签署、批准的《公民权利公约》和其他国际公约中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作为监督对象。国际条约是我国的法律渊源之一，而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不仅应当监督国内法是否被切实遵守，而且应当监督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规范是否被切实遵守，当发现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被违反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予以纠正，以贯彻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意志，维护我国信守国际条约的国家信誉。

三、参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追究犯罪、惩罚犯罪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功能，只有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否则必然导致犯罪猖獗、人民无法安居、社会难以安宁、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也难以顺利进行；但只注重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忽视保障人权，又必然导致司法专横和行政权滥用，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国家的法制，使国家难以实现长治久安，祸害同样很大。我国刑事法律过去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偏重于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对保障人权重视不够，近年来随着国家政治民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依法治国方略的开始实施，人权保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刑事司法领域加强对人权保障的力度已经成为立法的宗旨。近年来制定和修改的一些刑事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增加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定罪，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参加诉讼，加强对采取强制措施的制约，扩大被害人诉讼权利等，从而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大体上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但不必讳言，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与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相比，还存在着不协调性。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的不断发展，人权保障观念的逐步增强和刑事司法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距离必将逐渐缩小。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推进司法改革，当然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但参考刑事司法国际标准，藉以发现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这有助于认清从何处入手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更何况中国一旦加入《公民权利公约》，对其中涉及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内容，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必须与之相协调，否则，失信于国际社会，会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构想：

（一）加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

《公民权利公约》第14条第一项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于1985年制定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提出：“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构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并要求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原因。”


司法独立有两项具体含义：一是司法权独立，即司法权在国家诸权力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不受其他权力的干涉；二为法官独立，即司法官独立处理自己承审的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所在法院其他法官或者上级法院的干涉。（注：在我国，司法机关既包括法院也包括检察院，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与审判机关有别，上下级是领导关系。各国检察机关一般均采“检察一体化”的组织原则，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实行上命下从关系，其内部独立性不同于法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88年《关于审判人员陪审员和陪审技术顾问的独立性及律师的独立性的宣言草案》将司法官独立界定为“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的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和出自何种理由。”“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法官应与其司法界的同事和上级保持独立。”


司法独立是由司法活动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司法活动具有不同于行政活动的特殊性，严格依法与公正审判需要法院和法官保持独立性。司法独立是国家实行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只有司法机关真正独立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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