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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

陈光中/郑旭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思潮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惨遭践踏，法学之花凋零殆尽，刑事诉讼法制与刑事诉讼法学也不例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从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逐步展开，与之相适应，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迅速复苏和发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二十年的回顾
这二十年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以前。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学的复苏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观念上拨乱反正并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文革”期间，不少正确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律师辩护、上诉不加刑等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黑货”、“右倾观点”而受到粗暴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认为这些原则和制度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冲破禁区，大胆探索，对这些原则和制度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论述和评论，并认为它们是衡量我国民主和法制健全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而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几个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知名专家还直接参与了立法工作。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不仅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应当遵循的规范，同时也为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其次，编写刑诉法学教程，初步形成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体系。50年代，我国刑诉法学者曾经参考前苏联的刑诉教科书，尝试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冲击，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刑诉法学教科书。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为出版我国自己的刑诉法教材创造了条件。张子培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刑事诉讼法教程》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阐述，对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也有所评介。此后，各院校陆续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但从体系上说都是大同小异，逐渐形成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体系。


第三，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专题探讨，把刑事诉讼法学进一步推向前进。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实践问题包括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问题，辩护律师的性质问题，辩护人对被告人未被揭发的犯罪事实应否保守秘密的问题，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问题，特别是共同犯罪同案人口供能否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的问题，免予起诉的存、废、改的问题，上诉不加刑的适用问题，等等。对刑事诉讼法学中某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也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如关于刑事诉讼主体问题，刑事诉讼形式问题，基本原则的体系问题，刑事证据的概念、特征问题，无罪推定、自由心证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问题，疑案如何处理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外国刑事诉讼法制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光中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陈一云主编的《证据学》，王以真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等。


第四，成立了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1984年以来，全国性的诉讼法学学术团体中国法学公诉讼法研究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诉讼法研究会相继成立。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诉讼法年会，讨论诉讼法学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的问题。诉讼法研究会及其举办的年会在推动诉讼法学的研究，促进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促进法学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相结合，培养年轻的诉讼法学者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到现在。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十五大为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因此也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与立法修改相联系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到了日程上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学术界对如何修改刑事诉讼法积极进行了研究。围绕这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对立法影响较大的是陈光中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出版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该修改建议稿与论证提出的重要立法建议大部分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和吸收，主要有：吸纳无罪推定原则精神，明确规定疑罪从无；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完善强制措施，废弃收容审查；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等等。立法对修改建议稿的吸收提供了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制建设服务的一个典型实例。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了及时总结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1996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管辖问题、律师和辩护人问题、强制措施问题、审查起诉问题、审查程序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送有关部门参考。与此同时，各地学者和司法实务专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探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第二，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一些年轻学者通过博士论文和专著的出版，对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刑事诉讼结构、目的、价值、程序公正等，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心鉴的《刑事诉讼构造论》、宋英辉的《刑事诉讼目的论》、左卫民的《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陈瑞华的《刑事审判原理论》等。这些著作有的论证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目的应当是追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结合，有的指出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是控辩平等，裁者居于客观立场，中国应吸收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有的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不外乎自由与安全，或认为价值应包含公正、秩序、效益等，有的则对审判的原理作了较深入的探究。这些著作不仅使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研究开拓视野，大放异彩，对立法、司法实践也无疑有所影响。


第三，对外国和台、港、澳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结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非常重视对外国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以期从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和借鉴成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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