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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多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尤其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监督职能有所加强后，监督实效有了较大提高，突出表现在立案监督从无到有。但是，由于司法体制不顺畅，立法及司法解释不完善以及检察机关自身在监督工作中的具体操作程序上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我国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在实施过程中问题重重，其作用的发挥不尽人意。表现在：
　　（一）监督范围有漏洞。如：检察立案监督仅限于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与予立案的案件，对公安机关立案后予以撤销的案件及立案活动过程的监督未作规定，也未将法院管辖的自诉案件纳入其中；检察侦查监督方面，公安机关除逮捕犯罪嫌疑人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其它强制性侦查手段，如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拘留等，均自行决定及执行，缺乏监督；检察审判监督方面，二审法院书面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开庭，目前仍是检察审判监督的“真空”地带；此外，刑事诉讼法未将在我国生效的国际法中的刑事司法标准的执行情况列入检察监督的内容，导致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效力难以体现。
　　（二）监督介入的时间不明确。这主要存在于事后检察监督中。如：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变更逮捕措施顺“通知”原批准的检察机关，却未规定“通知”的期限，导致公安机关拖延“通知”情况严重，相应致使检察机关介入监督难以及时。法律未规定法院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检察机关接受监督的期限及对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不利于检察机关的监督。类似的情况在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中表现更明显，原因在于立法及司法解释对刑罚交付执行的期限规定含糊甚至有遗漏、脱节现象。表现在：最高法司法解释仅规定法院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及时”送达公安机关交付监狱执行，对宣告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的交付执行期限只字未提。另外，此处的“及时”似过于抽象；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仅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限徒刑的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后，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将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却对拘役、宣告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的交付执行期限未作规定。
　　（三）监督途径偏简单。如：检察侦查监督的途径主要是书面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却很难想象能被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自行记载在案卷中；检察机关虽可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却局限于检察机关要求复验、复查的案件。
　　（四）监督手段不力。刑事诉讼法将检察监督手段主要规定在“一般建议”与“通知纠正”的水平上；在检察机关建议或书面违法纠正通知被置之不理时，检察机关该采取的进一步监督手段却法无明文规定。
　　（五）监督工作的内部操作程序不健全。如：检察立案监督由检察机关内部的控申和批捕部门共同负责，这种职能上的交叉往往导致工作扯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侦查形式因缺乏具体的配套程序规定，导致一些“提前介入”的检察人员忽视或怠于行使自身的监督职责，反而变成了侦查人员；尽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三款规定了检察院检察长有权列席本级法院召开的审判委员会，并可在会议上发表意见，但这项法定检察审判监督权在很多地区形同虚设；检察机关虽建立了备案审查制度，却缺乏系统性且受重视不够，突出表现在对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文书审查不严，执行监督不力，直至发生一些在社会上执行刑罚的罪犯脱管失控、甚至重新犯罪才被发觉的现象。此外，检察机关自身监督意识不强、监督不到位以及地方行政干预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有效实施。
　　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对策
　　（一）改革现有司法体制
　　1、实行“以条为主”的领导体制，建立完备的人、财、物保障机制。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业务上由上级检察院领导，人员配备、经费由地方管，这使检察机关实质上受制于地方行政权力。为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不受地方行政干预，必须实行上级检察院领导为主、地方权力机关监督为辅的“以条为主”的领导体制。为此须采取两点措施：一是在经费问题上，由中央财政统筹解决；二是在检察员任免制度上，改变地方检察院检察员一律报本级人大任免的做法，即仅仅保留检察长报人大任免制度，其他检察员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和录用制度并由上级检察院任免，且地方检察院检察长报人大任免程序改由“上级检察院于取得同级党委同意后提出，由下级人大选举，再报上级检察院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将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分离出去，仅保留检察机关有限的立案、侦查权。具体做法是：将检察机关的反贪、法纪两自侦部门与行政纪检、监察部门合并，组建国家廉政机关，作为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违法、犯罪的专门机关。检察机关对其行使监督权。保留检察机关有限的立案、侦查权，主要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1）侦查机关超过一定期限置之不理检察机关要求其立案的监督意见时，作为立案监督的最后手段，检察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2）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进行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发现其执法人员有刑讯逼供、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作为司法监督的手段，可以要求廉政机关立案侦查，廉政机关应当立案侦查；如犯罪嫌疑人为廉政机关工作人员，则检察机关也可以直接立案侦查。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解决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加强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3、将检察机关公诉职能分离给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机关可改称侦控机关；保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职能，并在检察机关内部增设审判监督部门。此构想的理由是：（1）审查起诉与提起公诉是有联系但却可分的两个程序；（2）分离出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可以解决检察机关庭审中既当公诉人又当监督者（类似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冲突身份，又可使检察机关集中精力且不偏不倚的履行监督；（3）保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职能，是因为审查起诉程序是介于侦查与审判之间并与侦查和审判并列的独立的诉讼阶段，是侦查监督和侦查补正的法律程序，是防止不当起诉和审判的过滤程序，故而是检察监督必不可少的途径与手段；（4）同属侦控机关的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较易协调关系，可以避免目前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就补充侦查等问题发生的摩擦；且有利于侦查部门从公诉的角度侦查，从而提高侦查与公诉的质量；（5）对检察机关司法机关性质的异议也迎刃而解，因为目前持“检察机关非司法机关”的观战的关键论据有两点：一是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权为请求权，非终结性的司法裁判权；二是检察机关的出庭公诉职权为主动追诉权，不具司法权的中立性。此构想的具体做法是：侦控机关的侦查部门在案件侦查终结后，拟做起诉准备的，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审查。检察机关的审查类似西方国家的“预审”的功能，即只审查两项内容：一是立案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二是有无不当起诉。对于有违法情形的，检察机关及时纠正；对于有不当起诉的（即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0第第4款、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无此两种情形，检察机关应及时将案件移送侦控机关的公诉部门，由其作公诉的准备及出庭工作。侦控机关的侦查部门如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以申请复议、复核。此外，检察机关出庭担任审判监督活动的检察人员，不再由审查起诉部门的人员担任，而由审判监督部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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