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加以防范。对于国有产权转让的后果做为是否有益的评价，也就是以股权转让（投资）的“获利”结果，以及全部产权转让后果有益的“事后评价”，包托对转让“定价”是否有利，以及转让中的受让方是否有益地使用，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益的后果，予以综合评价，这种绩效应与“决定”行为的责任人利益相挂钩，从而体现对其“过失”负赔偿责任的确立基础。
1·222 交易监督的行为人责任。监督者谁监督？无疑是对这一责任设置的悖改。虽然有关信息公开，交易机构是完成交易的过程公开，“阳光下的操作”的“自然免疫”，应该不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行为人责任的有效设置。因为即便是公众监督，若无责可究，仍是缺乏实际作用的。因此，首先要确定的是监督者的行为人责任，即具体的监管机构责任人，必须明确；其次是这种责任的类型，责任大小的标准，应该有具体的体现。如前所述，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针对有关渎职行为的“行政属性”而言的，但监督职责，对企业在并购中的遵规守纪，以及符合市场交易公正的行为实施监督，虽然不具有直接的参予性，但其失职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合法干预”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基础应有考虑，如前所述，职务行为若无合法的利益体现，其赔偿的依据是可存疑的。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是与其行政行为相对应的设置，但个人行为中的“过失”赔偿责任，而不是指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所附的处罚，即有关纯粹意义上的民事赔偿，是没有相应的权利获得做为基础的。
3、合法性的认识局限
行政法规的局限应该是其有效性应该是指其有效性应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即“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已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法律是“金色的直接超越权杖的棍子”，〈1〉但显然存在着遵循行政法规的“合法”和遵循法律的“合法”。《行政复议法》第7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不合法”申请“审查”的范围确定，包括“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的规定”，和“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行政立法进展之一。“合法性”问题显然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明确。国企并购中有关《公司法》和《证券法》以“例外”的规定授权，对国有产权转让，授权国家行政机关“另行规定”，但为并不意味着法律原则和规则对“政府和公民”平等原则的丧失。
〈1〉 转让无效的赔偿现责任
产权转让协议的无效由于“未经行政机关批准”而违反行政法规，和转让中企业做为转让方的违约行为而导致的无效，虽有不同，但由“过失”而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的行为责任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无疑是使“合法性”得到认同和遵行的保证，同时也是避免国有资产受损的必须。
1·311 未经行政批准的行为人责任
企业做为出让方而签定的产权转让协议，因未经行政机关批准而“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导致协议无效，企业负责人和责任人员应负什么责任，在有关行政规章中并无明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40条对企业负责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的”规定“应负赔偿责任”，是间接地规定了在履行签约责任中，企业负责人应负责任。但在具体的操作中，这种责任的确立却存在着问题：A、拍卖和招投标形式下的转让行为责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在拍卖和招投标方式下“产权转让成交后，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转让合同”。显然，出让方报批的“转让方案”和“转让合同”不可能没有差距，在转让合同中双方约定如因违法而致无效，对“转让合同”的确认就会出现问题。首先是“转让合同”是否要经过“批准”才能生效？并无具体规定。国资监管机构对转让“决定”的规定，并不确 认承担对转让合同的“批准”责任，如果合同约定与“转让方案”有出入，国资监管机构不批准，是否具有否定合同有效性的效力，又如何以此来认定相关损失的赔偿责任？其次，转让协议的“合法约定”，如果审批机关不认可，在此情况下责任该由谁负？这无疑涉及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权限范围与国资监管机构的权力约束问题，在实践中合同约定的某一项条款不能实现，将导致“协议解除”的后果，对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机构而言，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不能适用是在于“决定权”在具体实践中尚未明细化或者是很难明细化，因而对国有资产损失的“过失”的确定，存在诸多疑点。当然，仍可以在若干实施细则中明确对“转让合同”的审批权，但审批权相对于法律规范而言的责任，即在“转让方”的权责问题上发生的连带关系，同样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B、企业的脱壳逃债行为导致转让无效的责任。出自于脱壳逃债目的的产权转让行为，未报审批，其后果也并未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但这种行为对债权人权利的损害，实为无效行为，即使是债权人无法通过法律确立追偿或无法追偿，依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39条规定，对企业未报告“财务状况”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但在法律事实上，上述逃债行为导致合同无效，即“未经债权人同意”的“债务转移行为”，是无效的，虽然行为人并未对国有资产造成直接损失，但合同无效的损失后果，却无实质性责任可究。C、职工持股会的股份转让行为责任。1993年国家体改委关于《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股管理规定》对内部职工认购的股份的2.5%的限制规定，实际并不能解决在此以前的遗留问题，即有关“超范围、超比例”发行的内部职工股，在公司转为社会募集公司 三年 后的，“上市交易”行为，虽然证监会对以公开方式征集股权受让人，拍卖不能公开流通的法人股进行了干预，〈2〉但职工持股会的股份转让行为，必然与现有行政规章中对“国有股权转让”由国资监管机构行使“决定”和“批准”的限制形成冲突，也就是现有规定在限制和允许上形成矛盾，并留下空隙，如果内部职工原有持股的总份额超达50%，其转让行为必然形成现有规定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对此遗留问题缺少责任追究依据。
1·321 因“过失”而致无效的行为人责任
A、管理层收购中的“过失”责任。在做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离任审计”后，管理层收购的事实存在，并没有法定的禁止性规定，而对这种收购行为的“公正性”制约的“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专业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5条第2款、第31条第2款）与国资监管机构的“决定”之间，不仅缺乏一种法定的联系，而且在相关对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行为行政规范中，对其所负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评价，与其做为法律主体的权利主张上，即做为受让方的权利的法律保障发生竞合时，如果主张法定权利致使国企受损，责任的确定存在疑问。合法与合规之间，在因“过失”而要求补偿上的“自我交易”，是缺乏明确的界定的。
B、因中介机构“过失”而导致的行为人责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有关对“选择产权交易机构”，适用条件的明确，是为第8条关于由国资监管机构“选择确立”产权交易机构而规范其行为责任，但这种“选择”的失误责任，与产权交易机构自身的“过失”责任，并非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产权交易机构的“过失”责任，是法律规则所确立的，而国资监管机构无该责任，则是由行政法规则所明确的，如果“选择”失误必然导致产权交易机构的“过失”，则这种“过失”责任应由其独立承担。该“办法”第32条仅只对“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的，明确为给予“警告”和“纪律处分”，并“负赔偿责任”和追究刑事责任，对已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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