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作者同前，另参见 Judges， Legislators and Professors. Chapters in European Legal History （1987）。 J.P. Dawson 已经指出了“法国偏离”（French deviation）的现象，参见The Oracles of the Law，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5.（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摒弃了原有的欧洲共同法传统，建立了全新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这一现象被称为“法国偏离”。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力分立的理论是这一“偏离”的思想基础。它不仅催生了新的法律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法国的司法组织和司法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 J. H. Merryman， ’The French Deviation‘， in： Am. J. of Com. L. （44）， 1995， p. 109. ——译者注。）

　　[3] 关于这一观念，参见 R. David， Les grands systèmes de droit ， Paris， Dalloz， 1985. 关于公法的专门论述，参见 M. Fromont， Grands systèmes de droit étrangers， Paris， Dalloz， 1998， 3th ed.

　　[4] 参见 A. Plantey， Prospective de l‘Etat， Paris， Pedone， 1975.

　　[5] 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以后，为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消除以往政局动荡和战争频繁所造成的法律极不统一的现象，拿破仑亲自主持编撰了一系列重要法典。由此，法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律体系。“拿破仑模式”就是指这种以《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为代表，以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的立法模式。——译者注。

　　[6] 参见 R. Caranta， Judicial Protection Against Member States： A New Jus Commune Takes Shape （1995） 32 CML Rev 703.

　　[7] S. Cassese， Toward a European Mode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D.S. Clark （ed.）， Comparative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Henry Merryman on his Seventienth Birthday，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0， p. 151； L. Torchia， Developments in Italian Administrative Law through Cross-fertilization， in： J. Beatson and T. Tridimas （ed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Public Law， Oxford， Hart Publ.， 1998， p. 137； S. Kadelbach，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europaischem Einfluss， Tu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8] O. Mayer， Deutsches Verwaltungsrecht，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895.

　　[9] 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885）， London， MacMillan， 1959， 10th ed. 关于与法国法律文化的比较，参见 S. Flogaitis， Administrative law et Droit administratif， Paris， L.G.D.J.， 1986.

　　[10] A.M. Sandulli， Il procedimento amministrativo， Milano， Giuffrè， 1940.

　　[11] M.S. Giannini， Atto amministrativo，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IV， Milano， Giuffrè， 1958.

　　[12] S. Cassese， Legislative regulation of adjudicative procedures， in Eur. Rev. of Publ. Law （special number）， 1993， p. 15. 另参见 P. Craig， Procedures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a common law perspective， ibidem， p. 55； D.J. Galligan， Due Process and Fair Procedures， Oxford， Clarendon， 1997.

　　[13] M.S. Giannini， Profili di un diritto amministrativo delle Comunità europee， mimeo， Rome， 14 April 1967.

　　[14] P. Reuter， Organisations européennes， Paris， L.G.D.J.， 1968， p. 253.

　　[15] EEC： Council Decision of 4 December 1962 on the Co-ordination of Policies on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译者注。

　　[16] G. Majone，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un Etat régulateur？， Paris， Montchrestien， 1996； E. Chiti， Le agenzie europee， Padua， Cedam， 2002.

　　[17] CFI， Case T-64/89， Automec [1990] ECR， II， p. 367. 法院认为，金融和反倾销程序也是行政性的。

　　[18] CFI， Case T-54/99， max.mobil Telekommunikation Service Gmbh v. Commission， 尚未公布。关于对欧洲委员会诉讼职能的分析，参见 A.J. Gil Ibanez，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oles of the Commission and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in the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of EC Law， Oxford， Hart， 1999.

　　[19] Case T-54/99， paras. 19 and 54.

　　[20] Case T-54/99， para. 48.

　　[21] Case T-54/99， paras. 49 and 51.

　　[22] Case T-54/99， paras. 56-57. 这一进展源于德国法治国家（RechtsStaat）思想的观点，是由 A.Weber 提出的，参见Il diritto amministrativo procedimentale nell‘ordinamento della Comunità europea， in Rivista italiana di diritto pubblico comunitario， 1992， p. 393. C. Starck 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参见Droits fondamentaux， Etat de droit et principe démocratique en tant que fondements de la procédure administrative non contentieuse， in： Eur. R. Publ. L.， 1993， p. 31.

　　[23]《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26条规定：“如果欧洲委员会认为一成员国未能履行本条约规定的义务，那么它应对此作出理由充分的决定，但是必须给予有关成员国发表意见的机会。如果有关成员国未能在欧洲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履行该决定，欧洲委员会可以将该事项提交欧洲法院裁决。”——译者注。

　　[24] R. Rawlings 对此进行了分析，参见“Citizen 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ttitudes in Commission Enforcement”， in： Eur. L. J （5）， 2000， p. 4 ss.

　　[25] 例如 H.P. Nehl，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EC Law， Oxford， Hart Publ.， 1999 一书并未考虑程序的概念。

　　[26] 凯尔森认为：“法律创制权威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法律科学所陈述的法律规则却是叙述性的（descriptive）。”（[奥] 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在此，作者旨在强调初审法院创设的行政法原则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译者注。

　　[27] 30 May， Belvedere v. Italy and Carbonara v. Italy， in： Foro italiano， 2001， IV， p. 14.

　　[28] Judgment of 2 August 2001， Etia s.r.l. v. Italy， in： Giornale di diritto amministrativo， 2002， p. 631.

　　[29] S. Kadelbach，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Europaschem Einfluss， cit.

　　[30] P. Reuter， Le recours de la Cour de Justice des Commanutés à 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droit， in Mélanges Rolin， Paris， Pedone， 1964， p. 263 ss.； J.A. Ush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oncepts on dec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urt’， in： Eur. L. Rev. （1）， 1976， p. 359 ss.

　　[31] H.J. Blanke， Vertrauen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a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ubingen， Mohr， 2000， 作者认为欧洲共同体对合法性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的保护是一种“开创性行为”（ingerenz）。

　　[32] ECJ， case 222/86， Unectef， ECR 1987， 4097； J. 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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