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刑法，不止一次证明为一种法律道德的获益。

　　鉴于所谓处罚目的，应首先对处罚这个概念作初步评判。这种评判导致尽管可称为有些苍白的“联合理论”：借助报复的概念，法律处罚的基本结构——这种法律处罚只能在犯罪之后并且因为犯罪而实行——并且同时为处罚标准创立一项原则，即按照犯罪与罪责的严重程度来处罚；但仍然没有充分的规定处罚种类，并且更少有规定执法种类。此处威慑（“预防”）而且首先是矫正（“再社会化”）的观点可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可以补充报复观念，但肯定不能纠正或者取消它。威慑有利于刑法的总目的，维护法制；而如果违法不能被阻止，则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以阻止违法者重犯，并且为他开辟一个社会与职业整合的机遇。

　　刑事处罚的合法证明必须首先表明，为何某些行为绝对禁止，然后是为何为了执行绝对禁令而需要刑事处罚。此处并非详细展开两个合法证明的步骤，只消指明各自合法证明的核心：第一步证明上述禁令为合法要求的反面。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人身与生命的权利，应该禁止杀害；为了财产所有权能够存在，应该禁止窃取；等等。对相应的禁令，现在原则上人人都有利益。这些禁令不仅在集体意义上，而且也在分配意义上有利于公益；它们不仅具有一种功利主义地位，而且具有一种公正地位，部分因为它们使行动能力、部分使权能首先成为可能。

　　然而可能在个别情况中蔑视禁令对一方有利。为了阻止人们要求法制的益处，却并非永远愿意付出可能的代价。尖锐地说，为了抵制把法制作为跳板，国家给蔑视禁令配备了害处，就是处罚。它如此之高，使得它超过益处。说得详细些，预期的损害，即预期的处罚与被捕获和惩处的可能性的产物，必定更高。假定人们蓄意行动，则人们知道，犯罪不值得，以此法制得到保障。异议显而易见，即前提过于频繁地不切实际。事实上，在感情用事中发生了许多应受惩处的行为。这种状况可能是一种合法的从轻处罚的根据，有时甚至是一个申辩根据。确实是否有此类根据，属于刑事诉讼最重要的任务。其中刑事处罚也有别于一种报复制度（如“自然处罚”），使得它在宣布可能的处罚之前，首先仔细查明事实情况，使得它提供辩护与免责的机会。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标题的疑问：只要刑法上的罪行可以用普遍可以理解的、说详细点就是用人权论据来说明——而且这普遍适用于许多罪行，还特别适用于宽容的刑法制度，那末，一种跨文化的处罚权限、一种跨文化的刑法，无疑是存在。根据不在于一种法制自以为能制服外来者。它也不在于有意拒绝给予外来者特权，即免除刑法责任。最后它不第一性地在于（肯定合理的）社会的自卫利益，而在于从刑法上看，根本没有非常的外来者；很难找到那些法律文化，原则上如此不同，使得它们根本不了解人权上可以说明的罪行。而如果确实会有这些法律文化，人们可以要求那些去外国者承认它们，因为相应的罪行的确可以在人权上说明。跨文化的刑法以此强调跨文化法律话语的一项铁定法则：我们坚决主张之事，我们在其他文化中也发现，对于我们愤慨之事，其他人也同样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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