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毒品案件尤为如此，缉毒执法人员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要按照合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而不能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不能用刑讯逼供和变相体罚等方法引供、诱供、逼供、骗供。也就是说，用来定案的证据必须合法取得。这一点，既是运用证据的原则，更是收集证据的原则。对于收集证据，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刑诉法及有关法律都作了明确规定。如在侦查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而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不是本案的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不允许随便讯问，否则也是无效。缴获毒品，毒赃等应当面点清、封好，有条件的要当面开包称量，并做好起赃或搜查笔录，固定证据。收集证人证言之前，应当明确告诉证人要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隐瞒罪证，要负法律责任。证人笔录或嫌疑人口供，必须交本人核对签名。毒品鉴定，应当交由毒品化验部门进行等等。在收集这些言词证据时，执法人员不得违背这些程序。对于逼供或用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词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等于可以违法办案。严格依法收集证据，不仅可以保证案件质量，也是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方面。第二种情况是对于经过查证属实非法取得言词证据以外的证据，能否当作定案的证据使用。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怎样对这些言词证据查证属实。在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用合法的手段，收集到其他证据并查证属实，这些合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六、关于特情和控制下交付的问题

所谓 “特情”就是警察雇用原犯罪集团中的成员或者成员之外的人，提供线索或佯装购卖毒品，配合警察将其抓获。《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88年12月19日）第1条关于“控制下交付”规定为：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等毒品或其代替品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犯罪人的一种技术。从以上定义来看，控制下交付的对象仅指毒品，并不包括毒资。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对证据尤其是证人证言的审核如下所述：

第一、吸毒者的证言审查。在贩毒案中，吸毒人员是案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对毒品交易的整个过程耳闻目睹，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有清楚的了解，可以证实买卖毒品的时间、地点、贩卖人的体貌、口音、衣着等，证言很具直接性。并且，在我国，吸毒不为罪，吸毒人员作证时是无需隐瞒购、食毒品事实，证言相对可靠。

第二、特情证言审核。司法实践中应慎用此证并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故意与其交易将其抓获，此特情证言可作贩卖毒品的证据；（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仅因特情约购毒品而贩卖，此乃犯意引诱，鉴于特情引诱使行为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仅以该证不能作为认定贩毒的证据，仍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3）“控制下交付”的对象为毒品，即在侦查机关控制下行为人出售毒品，特情出资购买，其证言可证明行为人贩毒；特情将侦查人员提供的库存毒品出售给行为人，由于控制下交付的实际是“毒资”而非“毒品”，而现在侦查机关实施的“打预谋”是由侦查机关拿着库存的毒品去向犯罪嫌疑人“假卖”，实际上是对“毒资”进行“控制下交付”，这种做法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这样的控制下交付所获的证据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中将不能作为认定某人贩毒的证据。　

  结语：综上所述，贩毒案件中，收集证据应合法、全面，满足证据所必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以保障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