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不是一般货物，既不能吃又不能用，也不能合法转让，行为人一次购买或藏匿、持有大量毒品，绝不可能仅用于吸食，通常只有贩毒分子为牟取暴利，才会大批量购进毒品。无论行为人是否吸毒，但持有毒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个人吸食所需，行为人非法持有的行为应视为贩卖毒品所作的准备，是贩毒行为的组成部分。

　　2、吸毒者的证言。吸毒人员对毒品交易的整个过程耳闻目睹，可以证实毒品交易的时间、地点、贩毒人的体貌、衣着等，因吸毒不为罪，其证言的可信度高。吸毒人员可证明曾向其购买过毒品，说明持有人有贩毒史。还可收集吸贩双方就毒品价格和数量已协商一致，因意外原因而未交易成功。当多个吸毒人员指向同一目标，毒品的价格标准一致，数量吻合，即便个别证言有相异之处，但有相关证据佐证，也能形成证据锁链认定其贩毒。

　　3、实物证据。鉴于人的思维最为复杂，因而言词证据极不稳定，指控贩毒尤其需要客观性、稳定性较强的物证加以检验，这也是区分贩卖毒品与持有毒品的有力证据。贩毒者购进毒品出卖时必然把毒品过称分装后出售，为卖出毒品多向吸毒者通过手机、电话联系，利用提包等物携带毒品，通过收集藏匿毒品的提包、箱子，联系出售的手机、电话号码，分装毒品的秤量用具及包装物品等一系列证据，并以此为线索查出通信记录和相关人员以及嫌疑人遗留在毒品及其包装物上指纹等，便于进一步查找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毒品目的是为贩卖。

　　4、发案地涉毒现状的证明。发案地有大量的毒品消费人群，交易活动频繁，也可旁证持有的毒品可能为了贩卖。

　　三、运用证据认定贩毒数量问题

目前，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每次电话联系，提供少量的毒品，当被抓获时只能缴获少量的毒品，由于零星贩毒一对一交易和及时消费的特点，甚至出现缴获不到毒品的极端情况。虽然贩毒案件中数量不是定罪的必要条件，无论多少均应立案处罚，但对量刑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衡量贩卖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的主要根据。笔者认为，如果多个吸毒人员能证实向其购买过毒品，且证词在多种细节上一致，在证据意义上，应该已经不能算是孤证了，那么对贩毒分子以前的贩毒行为可以认定。关键是看其供述的细节是否一致，能否彼此互证。现就几种常见情形下认定贩毒数量所需的证据分述如下：

　　1、交易现场查获毒品的数量认定。这种人赃俱获的情形认定贩毒数量较易，若无证据证明嫌疑人尚有其他贩毒行为，则以查获毒品的数量为证据认定。其中需注意一种情况：行为人具有贩毒意图，持有少量毒品意欲贩卖，在特情引诱下加大了贩卖数量，即“数量引诱”，其贩毒数量仍应按全部数量计算，只在量刑时从轻处罚。

　　2、在交易现场查获少量毒品，又在其他地方搜查到属嫌疑人所有的毒品的数量认定。（1）有证据证明嫌疑人不吸毒的，以全部数量计算；（2）对以贩养吸的，如有证据证实其确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或目的，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和其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均应计入贩卖的数量之内，但考虑到以贩养吸这类人群的特殊性，在量刑时要把其贩卖量、吸食量大小，查获及持有毒品数量多少作为量刑时是否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如无下线证明曾商谈交易价格的证言，也无证明行为人具有贩毒史，或缺少吸食毒品的资金来源等证据证实其确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或目的，则只能以交易现场查获的少量毒品计。

　　3、　能否依据吸毒人员的证言认定犯罪嫌疑人本次和以前的贩毒行为。当前狡猾的毒犯常把交易的地点选在河边、湖边、海边，遇到公安人员抓捕时，将毒品扔到水里，公安人员很难从水里捞到这些毒品。抓获贩毒分子后，有的不承认贩毒，有的在侦查阶段承认贩毒，但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翻供，对这样的案件能否认定，公检法机关的意见不一致。对以前贩卖的毒品由于交易时一对一无见证人的情况随处可见，加之毒品系消费品的特性，查找毒品等物证难上加难，仅以缴获的毒品数量计，似有轻纵罪犯之嫌，笔者认为当有以下证据时，可以缴获毒品的数量和证言证明的数量之和计算：

　　（1）具有嫌疑人对每次贩毒数量均予认可的供述。嫌疑人被抓获时，如实供述历次贩毒的时间、地点、数量、参与人员等情节时按《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的规定，仍需收集吸毒人员等证言，对吸毒人员在价格、数量、交易地点等内容与被告人的口供基本吻合时，可以每次交易数量的总和计算。

　　（2）嫌疑人及其同案人对毒品的来源、去向、价格、数量等的供述基本一致时，因毒品案件具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特点，其他刑事案件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案，贩毒案件按《纪要》规定“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窜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可见贩毒案件同案被告人供述之间能相互印证时可以作为认定贩毒数量的依据。

　四、对查获的毒品按照有关法律的要求，交专门的机构做出定性的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也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证据的一种。它具有专门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他证据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其实质是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的判断，而且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等有权对鉴定结论发问，鉴定人有义务对这种发问作出口头回答，以阐明或补充其鉴定结论，所以，鉴定结论应属言词证据。

毒品案件的鉴定结论主要是专门机关对查获的毒品进行定性分析，即指鉴定出查获的可疑物品是否为毒品，是何种毒品及毒品的净重。毒品案件侦查中，对于查获的毒品应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交专门的机构作出定性的鉴定，并要求鉴定结论明确，表达规范。

　五、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

　只靠言词证据（尤其是毒品案件“一对一”证言口供）来定案是一件较不稳定的事情。毒品案件言词证据是多变的，极易受干扰的。那么收集了言词证据，最好还要有实物证据来证明确有其事。如贩毒嫌疑人交代除被抓获当次贩运毒品数量外，还交代了过去几次如何到中缅边境带贩运毒品的经过，数量多少。表面看来前几次的贩运毒品只是言词证据，而通过这些口供作为索引，在其家中搜出过去嫌疑人从云南飞往广州的机票及毒赃账目，与其交代的时间、数目基本一致，这就实实在在地证实了前几次贩运毒品犯罪事实的成立。

　实物证据检验言词证据，这并不是贬低言词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从证据的信息量和证明程度来看两类证据呈互补性。毒品案件的言词证据信息量比较大、比较广常常能够指出案件的主要事实，而且由于言词证据具有明确的意思表达，它所表述的犯罪事实和过程、犯罪的动机目的、团伙成员、制贩毒详情容易为缉毒人员了解，较之实物证据需要通过推理才能认识其意义来说，言词证据极有价值，证明作用也十分明显。但言词证据的客观性常常受到陈述者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物，具有可触性、可视性。执法人员、司法人员通过勘验、审查，弄清其与刑事案件的客观联系，即可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所以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是互补的，实物证据的优点正是言词证据不足，而言词证据之优点，又是实物证据所不及。在侦查实践中，我们要大量收集言词证据的同时，下功夫收集实物证据，把口供，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当成收集实物证据的线索，言词证据用实物证据加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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